日前，胡潤聯合興業銀行發佈《2012中國高凈值人群消費需求白皮書》，稱中國億萬富豪中計劃送子女出國留學的達到90%。這讓筆者想起胡潤研究院此前發佈的一份相似的報告，該報告顯示目前中國擁有千萬元以上可投資資産的富人中，已經移民或準備移民的佔60%，在擁有億元以上富人中，這個比例高達74%。

　　送子女留學也好、自由遷徙也罷，都是公民的權利。不過絕大多數富豪準備送子女出國、超過半數的千萬富豪準備移民，絕對不是一種合理的狀態。一些富人強烈的留學和移民意願令人擔憂。經濟學家普遍擔心富人送子女留學熱、舉家移民熱可能導致的財富大量外流，擔心此類行為可能造成非理性的示範效應。而筆者更擔心的卻是旅外富人及其子女所需背負的代價。

　　比如道德的枷鎖。要走，當然可以找到諸如子女教育、資産保值、食品安全或者其它的理由。可是把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放置於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發展的坐標中，就顯得那麼卑微和狡黠，一些人的“為富不仁”和“自私自利”也就裸露無疑。“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也是富人們發家致富的政策基礎。一些人卻往往習慣於把自己的富有歸結為個人的成功，而忽視黨的政策的扶持與國家資源的傾斜，繼而忽視“先富帶後富”的責任。這種“飲水不思源”的態度，至少是不道德的、不負責任的。每個人都有權利爭取更加優質的生活，每個人也都有義務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站在全民肩膀上富起來的這一批人，倘若在國家和人民需要的時候，抽身而去罔顧圖報，哪還有信義可言？

　　再比如文化的代價。身在異國很難找到心靈的歸屬。在國外，他（她）永遠是一個以“其它”來區別的異鄉人。他們乃至他們的子女，常常會遭遇文化身份的困境，在較長時期內成了文化上無根的人，“他們成了一個中國人眼中的外國人，也成了一個遷入國國人眼中的華裔或者説是少數民族”。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其名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闡述了以儒家精神為核心的價值觀與美國的價值觀的根本差異。這種文化的根本差異必然引發移民者文化身份的焦慮，並觸及靈魂深處。換言之，每個人都有著深刻的民族情結，舉家遷徙他國，必然割裂這種根植于血液中的情感線索，導致內心的痛楚。自古，人們都把背井離鄉看作成一種最大的苦難，而視落葉歸根為最大的幸福。一些富人掌握著社會財富，不思藉此為資本融入國家建設、回報社會、擔當使命，卻一味跟風式地把子女往國外送、一味地攜帶財産移民他國，去忍受這思鄉之怨、漂泊之苦，多少有幾分盲目和悲情的意味。

　　財富沒有國界，富人卻有國家。移民他國不等同於不愛國，但是留在國內，將自己的財富與智慧，更直接地奉獻給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卻更符合愛國的要義。我們的國家目前可能存在一些發展中的弊病，但正在不斷變化與改善，這需要富人們的參與。今日送子女留學應該是為了明日中華子孫不復受留學之苦，今日掌握財富就應該更多地投入國家建設。恨不能捂著腰包一走了之，不是富人們應有的態度。

　　(來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