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在人民網微訪談中指出，一些富豪移民，只考慮了個人因素，不管國家大局、國家政策，沒有起到先富的&&模範作用。（人民網11月1日）

    夏學鑾先生認為，這些富豪移民，只考慮了個人因素，不管國家大局、國家政策，沒有起到先富的作用。説老實話，認為富豪“考慮了個人因素”並非沒有道理，因為正是缺乏可預期性導致了個體缺少安全感，進而導致了移民，但是，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富豪移民還有更多的原因在內，如體制性的、制度性的和社會性的。如果認識不到這點，僅僅把原因歸結為富豪只考慮個人因素，在筆者看來，很可能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把所有問題都讓富豪承擔的偏頗。一句話，富豪移民既與個人有關，更與社會難以為富豪創造所需要的制度大環境有關。

    進一步説，與其指責富豪不管“國家大局”，不如提升制度的可預期性，真正把富豪當作社會一分子而不是當作對立面來看待。事實上，指責富豪移民不管國家大局與富豪移民正在成為一種“流行現象”有關。胡潤聯合中國銀行私人銀行發佈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顯示，14%的千萬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請移民當中，還有近一半在考慮移民。招商銀行發佈《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千萬富翁投資國內房地産的熱情下降，投資移民意願強烈，該報告受訪者的億萬富翁中，約27%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兩者結合，可以認為，富豪移民問題正在成為社會的隱憂。

    指責富豪不管“國家大局”並不能解決問題，相反有把問題簡單化的嫌疑。在筆者看來，解決富豪移民問題的落腳點是權利保護和提升制度可預期性。鄭永年先生曾指出，“我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然後沒有保護財富的機制，社會也遠沒有公平。這叫企業家怎麼放心？知識精英和財富精英是中國社會最有能力發出聲音的兩個群體，一旦這兩個群體先後選擇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動力。”可以説，保護財富機制的缺席不但對富人不利，對窮人也不利，因為一個不保護富人財産的社會，恐怕更不可能保護窮人的財産。推理開來就是説，應像保護窮人權利那樣去保護富人權利。既要保護窮人權利，又要保護富人權利，他們都是公民，都需要穩定感和對未來的可靠預期。在筆者看來，惟有打造一個公平、正義、法制的社會環境，才能既保護窮人權利，又保護富人權利，並且，可以避免把富豪放在社會的對立面。

    對富豪來説，不是要指責他們的大局觀，而是讓他們提升財富品質；社會更不能置身事外，要提升制度穩定性，消除對富豪們對未來的不可預期，增強他們的穩定感和安全感。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人才戰爭》一書認為，中國“絕對是目前世界上數量最大、損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國”。面對種種現實，我們不能無動於衷，更不能漠視富豪移民的複雜性，在一定程度上，在什麼程度上解決、以怎樣的方式對待富豪移民，關係到改革的活力和凝聚力。為此，應創造公平的經濟環境和制度保障，疏導富豪們的不安全感，提升對未來的制度可預期性，才能留住富豪們的“心”。

    如果指責富豪不管“國家大局”引發和加重了仇富情緒，在筆者看來，決非社會幸事。指責富豪移民缺乏“大局觀”或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一定意義上説，富豪移民無關“大局觀”有關制度性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