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居民收入並以此拉動消費,一直廣受關注。近日,有媒體刊發了“龍年掂掂錢袋子”系列文章,聚焦百姓收入問題。文章指出,雖然收入不斷增加,但是百姓所“愁”並未減少。今年兩會期間,也有人大代表提議用兩年國企利潤向全民分紅,發放四萬億消費券,以擴充“錢袋子”的方式,提高民眾消費“底氣”。

　　談及促進消費,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正在發生轉變。10年前就有學者指出,我國正逐漸告別生活必需品消費時代,進入耐用品消費時代。就是説,生活必需品的匱乏狀態式微,耐用消費品(汽車、旅遊、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成為日常消費的主要內容。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不斷降低,直接反映了這一變化。與生活必需品不同,耐用品價格昂貴,人們購買時僅憑當下的收入是不夠的,必須要動用儲蓄甚至是未來的收入——貸款。因此,如果沒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人們很難放心購買耐用消費品。不難看出,在消費結構發生質變的今天,拉動消費的關鍵並不是漲工資,而是提高社會福利水平。

　　從國外的經驗看,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就是在消費結構轉變的背景下逐步建立起來的。比如英國,就是以貝弗裏奇報告為基礎建立了政府全面介入並涵蓋全民,系統解決失業、疾病、生育、殘疾、兒童教育、養老等問題的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個制度,使普通英國人的生活質量有了保障,消除了對未來的不安全感,較為平穩地過渡到耐用消費品時代。同時期的美國雖然沒有建立福利國家制度,但出臺了《社會保障法案》,由聯邦政府以公共政策的模式,全面介入社會福利問題,並通過一系列法案的建立和修訂,解決了普通美國人經濟上的保障問題。美國戰後經濟高速發展,成功邁入大眾消費時代,與此不無關係。

　　對比我國近年來的數據,“漲”的工資顯然沒有迅速進入消費領域,而是轉身進入了儲蓄。數據顯示,2004-2009年,我國城鎮居民的儲蓄額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5%,與GDP的增長率基本持平,可見收入的增加並沒有讓老百姓“放膽”消費。因為在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下,普通老百姓必須要獨立面對看病、養老、買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耗資龐大的耐用消費品,無法不“愁”。

　　因此,在增加城鎮居民收入的同時,必須大力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不僅要不斷擴大社保的範圍和服務項目,更要提高社會福利的水平和專業化程度,化解老百姓的後顧之憂,為其提供穩定安全的未來預期。同時要打破以往以戶籍為基礎的保障模式,努力實現錢隨人走,適應市場經濟下人口流動的客觀現實。只有這樣,老百姓才敢將錢花出去,才能充分體會收入增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