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迎來它制定以來的第二次修正。修正案草案共110條，對刑訴法半數以上的條文進行了修改，是實實在在的一次“大修”。自2003年全國人大第二次啟動修改計劃，距今已整整十年，十年之辯，十年之爭，甚或擱置，修法之難可想而知。

　　刑訴法素有“小憲法”之稱，它跟每位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財産權利息息相關，是與公民憲法基本權利關係最密切的一部法律。“保障人權”被寫入刑訴法，“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成為此次大修的精神主旨。

　　自1979年制定以來，我國的刑訴法只在1996年做過一次修改。而在首次修改的七八年後，民間就一直呼籲再次修改刑訴法。因為，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的法治與權利意識日益增強，刑訴法在實踐中也面臨一些新的問題。

　　近年來，呼聲更加強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趙作海案、躲貓貓案，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的一系列案件，不僅凸顯司法理念的滯後，更反映出法律制度上的缺陷。

　　但刑訴法的重要性要求的“長期論證”和“小憲法”大修的緊迫性卻很難兼顧。在保障人權、刑訊逼供、公民沉默權、管轄範圍等諸多方面，立法部門、學者、律師、實務部門(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爭執不休。修法難──它不僅是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權衡，也是權力與權力的博弈。

　　立法者和執法者的十年較量

　　這次“意義重大”的修法，經歷的時間是漫長的。從2003年被納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規劃以來，刑訴法的第二次修改經歷了整整10年。這是一次頗具代表性的“開門立法”的實踐。立法部門不下十次召開研討會，廣泛徵求學者、律師、實務部門(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的意見，並最終採納了一部分意見。

　　這一次，由民間提交的修法建議稿一共四本，其中三本由學者完成，一本由律師完成。這也是我國律師首度以這種方式參與修法活動。

　　在《中國經濟週刊》採訪過程中，四位學者代表和律師代表還原了歷次修法討論的過程。這當中，有面紅耳赤的爭吵，有消極的回避，有高層的調停，還有權衡利弊的妥協。

　　“分歧點很多。但分歧是很正常的，各個部門的需求、利益差別很大，任何一個國家立法都會存在這個問題。畢竟各方面的利益、關切都提出來了，爭論、吵架本身就是好事。”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京都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田文昌對《中國經濟週刊》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