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國有經濟和政府部門的滯後，中國在20世紀末期初步建立起來的新經濟體制，便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市場經濟和統制經濟雙重體制並存：一方面，商品買賣和貨幣交換已成為社會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場價格引導相當一部分資源的流向，這意味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已經廣泛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各級政府仍掌握著土地等最重要的資源和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廣泛干預的權力；一些重要行業也保持著國有企業的行政壟斷，這就意味著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在經濟資源的配置中依然處於主導地位。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國有經濟仍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制高點（一般稱為“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於壟斷地位；第二，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第三，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通過多種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直接干預。

　　中國當前的經濟體制，是一種既有市場經濟因素、又有大量舊體制殘余的過渡性的經濟體制。它既可能進一步前進到法治的市場經濟，也可能蛻化為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正如前面所説，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於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而靠政府強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資源實現的增長不但不能長期維持，而且早晚會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

　　目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不良現象，從根本上説是緣于經濟體制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滯後，行政權力過多地壓制和干預民間經濟活動，造成廣泛的尋租活動基礎的結果。大眾對這些不良現象的正當不滿，正可以成為推動經濟體制繼續前行、填平陷阱、掃除腐敗的重要動力。

　　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中國雖然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於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於社會背景和價值觀上的差異，往往對這些矛盾的由來做出不同的解讀，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凸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於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陷阱，就成為關係民族命運的大問題。

　　當務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擾，重啟議程，切實推進市場化的經濟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並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法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舍此別無他途。

　　（2012年第2期《同舟共進》吳敬璉 馬國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