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門主導，否則極易“跑偏”。應借鑒國有銀行改革的經驗，成立多部門組成的國務院領導下的改革工作小組，設計改革總體方案，利益部門具體落實實施方案 ]

　　前幾天雖穿梭于內地和香港間，但一直非常關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論壇上吳敬璉等幾位前輩敢於直面中國改革發展核心問題的演講，尤其令人欽佩。不唯上，不唯書，直面問題，實事求是，追求真理，鼓而呼，應該是每一個有良知的學者甚至官員的行為準則，或至少是心中之嚮往。

　　吳敬璉在演講中指出，要關注改革的“頂層設計”問題，並希望理論界和實踐部門都能重點關注之、討論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辯論中找到最優或次優答案。但他也強調，“目前在財稅體制，在金融市場形成，在法制國家的建設，教育、科研體制等方面都積累了大量需要解決的問題，根據前幾個五年計劃和五年規劃的經驗，這些改革都勢必會遇到種種既得利益或者是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阻力”。

　　從這輪有關銀行“暴利”的爭議中，我們已明顯感到了這股阻力。自有銀行家坦言“銀行利潤高得不好意思説”開始，銀行利潤問題備受輿論拷問。開始主要是網民，接著是專業媒體，最後專業學者、專業官員也參加了論戰。大家一直沿用的“暴利”一詞，最早應來自網民。正如周小川行長所言，説“暴利”有點過分。

　　銀行業的利潤率是否偏高？

　　什麼是“暴利”？20%的ROE（凈資産收益率）？或是200%的ROE？抑或是ROE長期高於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幾倍？

　　大家為什麼一直用“暴利”這個詞，其實所有人都明白，這裡更多帶有感情色彩，即公眾對存款負利率、對壟斷、對服務的不滿，而非一個簡單的數量界定。“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我想我們的官員和決策者，在看待輿情時，也應該有一點這樣的悲憫情愫吧。

　　在一個較大的市場經濟體內，比較行業的利潤高低，不是看資産收益率（ROA）,也不是看利潤增長率，最科學的是比較當期凈資産收益率（ROE），即資本利得。也就是説投資一元錢，各行業能純賺多少。借用中國銀行業協會楊再平副會長的數據，2004~2010年，中國銀行業ROE在15%~20%間，遠高於老百姓一直詬病的石油、煙草等壟斷行業；2011年ROE超過20%，略低於煙草但高於石油。其實在我看來，無須測算我國社會平均利潤率的高低，也無須知曉其他行業的利潤率具體是多少，僅從大量國際資本、國內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都千方百計、哭天喊地地想進軍中國銀行業這一現象看，投資什麼最賺錢，大家已心知肚明。

　　為什麼2011年人們關注銀行利潤?

　　自2003年改革後銀行業ROE就較高，一直是個大家嚮往的賺錢行業。但為什麼2011年人們才開始詬病其“暴利”呢？原因有二：

　　一是自2002年到2008年，中國宏觀經濟持續穩定較快發展；2009~2010年雖受金融危機影響，但四萬億元投資的作用，中國實體經濟部門總體狀況不錯。你吃肉，我也能喝點湯，相安無事。

　　二是2011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和國內宏觀調控政策影響，實體經濟發展受到制約，企業虧損、倒閉增加；通脹加劇，負利率現象嚴重，居民購買力不斷下降。但銀行卻利用緊縮之機直接提高或變相提高貸款利率，收取各種費用，民間融資氾濫並出現風險。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受到質疑，同時銀行ROE仍保持高位並繼續提高。

　　銀行業與實體經濟反差巨大、呈冰火兩重天之勢，爭議自然會出現。

　　銀行業厚利的根本原因

　　用銀行業利潤增長的原因來替代解釋銀行業“暴利”，是明確的偷換概念。

　　在一個資本自由流動的經濟體內，行業利潤率最終會向社會平均利潤率收斂。一個行業的ROE較長時間遠高於社會平均利潤率，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存在資本流動的障礙，或是技術壁壘，或是行政壁壘。技術創新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鼓勵技術進步，所以技術壁壘帶來的“暴利”很少有人會去指責。如人們對喬布斯、馬雲、姚明等只有羨慕，沒有嫉妒恨。

　　但行政壁壘帶來的“暴利”則不同，它明顯不公，會導致尋租、腐敗、低效等一系列問題，阻礙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所以人們總在聲討。應當承認，銀行ROE高有一定的技術壁壘，如筆者曾考察過的民生銀行“商貸通”、北京銀行“小巨人”、漢口銀行的科技金融“投融通”等産品，均具有創新內容與技術含量，因此獲得了市場認可，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銀行業也存在較高的行政壁壘，體現為管理層面的機構審批、準入門檻。

　　其二，價格管制，且管制定價偏高。目前，我國利率沒有市場化，銀行還沒有獲得直接的定價權，但央行的管制利率已為銀行保留了足夠的保護利差。據了解，亞洲金融危機後，央行利率改革時制訂的利差水平考慮了讓銀行體系的休養生息，偏大1個百分點以上。目前，儘管銀行業機構數量不算很少，有一定的競爭，但這種競爭更多體現在非價格方面，且一般的金融消費者受益很少。

　　應該説，目前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時機已基本成熟，但一些人又以保持銀行利潤穩定增長、維護銀行股價基本穩定、避免外資唱衰中國銀行業為由，博弈央行的利率市場化改革。

　　銀行業為什麼要保持高的ROE?

　　銀行業利潤高,可以不要國家救助、可以給國家多交利潤、可以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可以承擔社會責任等。但這些是任何一個市場經濟體的基本責任，而不能成為行業攫取高額利潤的理由。

　　至於“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命脈”的觀點，我們來仔細分析一下。上世紀90年代初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國民經濟命脈行業”的觀點；隨後有“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提法。但對這個提法以及哪些是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存在較大爭議。對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不同時期也有著不同認識。

　　從供給角度來分析，銀行業是服務行業，其提供的信貸和支付結算等服務維持著整個實體經濟的有效運轉，就像血管對於生命的功能一樣。但如果銀行業對內對外開放，多種供給主體形成競爭性的市場，單個供給主體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作用和影響就有限。

　　目前，銀行業各類機構已達3000多家，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的存款、貸款、資産等所佔市場份額已下降到50%以下，在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下降。

　　從危機角度看，工、農、中、建以及國家開發銀行等資産規模較大的銀行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一家機構出問題，大家都會出問題，就會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國家救助和處置的成本會極大，處理不好很可能需要國際救助，會將國民經濟拖入深淵。從這個角度理解，也可以説大型商業銀行仍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從危機和系統重要性的角度説，應建立有效的風險防範機制和體制，保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不産生大量的不良資産，避免出現大量的資本損失而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從長遠來説，防範系統性金融機構不出問題，應更多地通過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提高監管水平，並促進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強內部控制等措施來解決，而不是通過政策紅利維持整個行業的高ROE來解決。

　　做好金融改革頂層設計

　　近十多年來，中國金融業改革成效顯著，但仍需深化。我國金融領域還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主要是：金融機構經營方式總體粗放，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仍存在不少問題，農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機構發展相對滯後，利率、匯率等方面的市場化改革還需進一步推進，金融宏觀調控還有待改進，金融監管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金融業的服務能力和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相比還有不小差距。要做好改革頂層設計，並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金融領域重點改革。

　　一是要明確改革總體方向。本輪金融危機後，關於改革方向出現了很多討論。“摸石頭”最終的目標是“過河”，不能在中間停滯，更不能“渾水摸魚”。李克強副總理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説：目前，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要深化財稅、金融、企業、價格、收入分配製度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破除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增強發展的內生動力。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然應該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方向。

　　二是要做好改革頂層設計。當前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涉及面廣，尤其是涉及部門職責和利益，難度極大。因此，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門主導，否則極易“跑偏”。應借鑒國有銀行改革的經驗，成立多部門組成的國務院領導下的改革工作小組，設計改革總體方案，利益部門具體落實實施方案。

　　三是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基本制度建設。要建立並不斷完善宏觀審慎管理制度，當前急需的是建立與宏觀經濟增長和信貸增長挂鉤的動態撥備制度，一方面控制信貸規模的過快增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建立“逆週期”的利潤調節機制。要加快推出存款保險制度，一方面為中小銀行發展提供制度支持，控制過多系統重要性銀行的出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為利率市場化改革、破除市場準入壁壘做好準備。要建立消費者保護制度，消費者首先需要保護，其次才需要教育。應由相對獨立的第三方承擔該職能，不應由監管部門負責，更不能由行業協會負責。中國的許多行業協會具有極大的寄生性，往往淪為行業利益的代言人。

　　四是按照市場化原則推進相關重大改革。首先要完善審批等準入制度，堅決取消各種不必要的金融管制，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微觀金融活動的干預。放寬市場準入門檻，鼓勵更多的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國家除控制幾家大型金融機構外，其他的中小金融機構的股權應逐步轉讓；同時放寬民間資本成立金融機構的種種限制。其次，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和作用，激發各類金融市場主體的活力，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第三，加快票據、債券等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讓資金供需雙方有更多的比較選擇。

　　五是加強金融管理，服務實體經濟。進一步明確政府作用的領域和邊界，做到該放的堅決放開、該管的切實管好。一是加強消費者保護，清理規範各種收費行為。二是引導金融機構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管理部門要從多方面採取措施，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有效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金融機構應牢固樹立服務實體經濟的思想，全面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實現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共生共榮。三是加強金融監管，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加強金融監管能力建設，完善監管規則，更新監管理念、制度和方式，加強監管隊伍建設，不斷提升監管有效性；同時，要不斷改進和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形成金融監管合力，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作者係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