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銀行業的研究學者中，郭田勇無疑是較為“高調”的一個。

　　作為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郭田勇樂於接受媒體採訪，善於在公眾面前表達獨立觀點。他的言論在網絡上更是被高度關注，擁有上百萬微博粉絲，頗有明星范兒。

　　尤其是最近一句“不好意思”引燃了各方對銀行業暴利的質疑，也讓郭田勇再次成為財經媒體競相追訪的學者。他道出了銀行業近年來利潤高速增長的秘密。

　　郭田勇説，我國的凈息差水平雖不是世界最高，但確實不低。更主要是銀行信貸在我國的資金配置中佔主導地位，銀行的收入是息差乘以信貸投放的規模，近幾年每年有著近十萬億元的信貸狂飆。“息差和信貸規模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我國銀行業的高盈利。”銀行業高盈利固然與利差大有關，但更主要的是與我國間接融資主導的融資體制有關。因此從根本上解決銀行高盈利問題要靠資本市場的發展，不斷提高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中的比重。

　　而當媒體一邊倒將“銀行暴富”的矛盾對準利率市場化改革多年推而不動時，郭田勇並未迎合媒體“口味”。他提出，理論上看，利率市場化會使銀行利差收窄，並導致利潤減少。但他擔心的是，由於我國銀行業準入門檻較高，實現利率市場化後形成相對壟斷，再加上我國資金需求剛性較強，導致銀行貸款利率不降反升。

　　他説，目前利率市場化不利於銀行業持續發展和融資環境改善，利率市場化後有一種情況是銀行間惡性競爭，而更可能的情況是形成一個壟斷集團，這樣企業議價能力更低，不利於資源調配。

　　“所以利率市場化與降低銀行準入門檻應該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同時，為了防止銀行業可能出現的洗牌，要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對儲戶的存款進行保護。

　　在郭田勇看來，利率市場化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來看應該採取縮利差的方式來削減銀行盈利。他指出，在間接融資主導的東亞(如日本、泰國、台灣)，其利差普遍較低，而歐美則相反。“因此，在我國間接融資主導短期內難以改變的格局下，採取單邊或雙邊加減息的方式縮減銀行盈利是可行的。所以，未來應該擇機選擇非對稱降息，就是降低貸款利率，維持存款利率不動。”郭田勇説。

　　精彩對話

　　中國證券報：最近大家很關心銀行業暴利問題，你怎麼看？

　　郭田勇：目前，我國銀行業凈息差水平在3%左右。具體看，中農工建等國有銀行相對低一些，一般在2.5%左右；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普遍高一些，一般在3%以上，有的甚至達到4%-5%。

　　從國際上看，歐美等發達國家凈息差水平比中國高，如美國、意大利的長期平均凈息差為3.98%、3.49%。亞洲國家和地區凈利差水平普遍低得多，如日本、泰國的凈息差水平分別為2.3%、1.97%左右。顯然，中國的凈息差水平居中。

　　銀行業的盈利是放貸總量乘以利差，這就是美國商業銀行息差比中國高，但他們沒有暴利的原因。

　　中國證券報：如果市場準入門檻降低和利率市場化同時推進，對我國銀行業會産生什麼影響？

　　郭田勇：台灣的利率市場化是與銀行業準入放開同步推進的。那時台灣銀行競爭非常充分，在銀行準入門檻比較低的情況下開始啟動利率市場化。

　　當台灣利率市場化以後，確實出現存貸差收窄現象，最緊時存貸差收到0.3%，可以説盈利薄如刀片，但是現在穩定在百分之一點幾。

　　中國證券報：銀行競爭加劇，同時利差又收窄，那銀行的盈利無法保證怎麼辦？

　　郭田勇：利率市場化需要一個回歸的過程，而這一過程的社會成本較大，所以央行才會非常謹慎。我建議還是通過非對稱降息先縮減一下利差。

　　中國證券報：維持固定利差，是不是還存在一個銀行“甩包袱”的問題？

　　郭田勇：如果是為了維持銀行收入，那農行、工行這些有歷史包袱的銀行可以理解，而以後新成立的中小銀行也搭了便車。所以説“甩包袱”來延緩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觀點值得商榷。

　　中國證券報：現在有人認為不適合啟動利率市場化改革，關鍵是我們沒有形成一個完善的定價機制，你怎麼看？

　　郭田勇：這就像小孩在澡盆裏學游泳，在沒有利率市場化的情況下，想完善利率市場化後的定價機制是不可能的。

　　“息差和信貸規模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我國銀行業的高盈利。銀行業高盈利固然與利差大有關，但更主要的是與我國間接融資主導的融資體制有關。因此從根本上解決銀行高盈利問題要靠資本市場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