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3月19日，“故宮大盜”石柏魁被北京市二中院一審宣判有期徒刑13年，目前他已提起上訴。石柏魁獲刑13年是輕是重，引發輿論熱議。

　　對比一下新中國成立後發生並偵破的其他5起故宮盜案：盜賊最終被判2死3無期。其中3樁判決，發生在1979年《刑法》實施之後的80年代；而發生在1987年的2起盜案中，都是盜竊故宮文物未遂，然而一人重判死刑，一人重判無期徒刑。相比此前的這些案例，石柏魁的13年徒刑還算“輕”的。

　　這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立法對盜竊等“財産性犯罪”逐步實施輕刑化的背景有關。1979年《刑法》盜竊罪的最高刑是死刑；1997年《刑法》規定盜竊罪的死刑，僅適用於盜竊金融機構、盜竊數額特別巨大或者盜竊珍貴文物，情節嚴重的情形。去年，也就是在石柏魁偷盜故宮的當年，《刑法》再次修改，徹底取消了盜竊罪的死刑。這也體現了中國刑罰制度的日益人道化，死刑的適用範圍在逐步縮小。

　　那麼，具體看法院判決石柏魁13年徒刑，依據何在？

　　去年5月8日，石柏魁在故宮竊得香港兩依藏博物館展出的金嵌鑽石手袋等共計9件展品，檢方根據其投保金額，認定案值為41萬元。而《刑法》264條規定，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個人盜竊十萬元以上可以定為“數額特別巨大”；另外，石柏魁還涉嫌另外兩起盜竊錢包、手機的案件，綜合其自我供述，可以認定他主觀惡性較深；又是在故宮盜竊，社會影響惡劣。因此，13年徒刑判決，還是在法定量刑範圍內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那麼多人覺得石被“重判”了呢？首先，檢方以投保金額、而不是以估價定案值，難免讓人有些疑惑。更重要的是，正義，總是相對而言的。石柏魁這麼一個小蟊賊，居然能在禁苑森森、民族文化精華所在的故宮博物院盜竊得手，且既無幫兇，又無高科技工具！人們從情感上會覺得除了依法刑處“大盜”，更要嚴厲問責故宮管理者：為何盜賊能輕易切斷監控電源？為何盜賊被保安擒獲之後還能溜走？故宮博物院每年拿到鉅額財政補助，花這些錢怎麼沒有築起防範的網絡？

　　尤其是去年的“十重門”事件，故宮暴露出的種種失職，嚴重威脅著國寶安全；相形之下，石柏魁的偷盜行徑，看起來似乎“算不得什麼”。但現在“故宮大盜”獲了重刑，對故宮監管者的問責似乎並未體現出相應的力度。公眾自然容易兩相對比，與其説有人是替“故宮大盜”“喊冤”，不如説是在鞭策故宮：去年被曝光的那些“門”有沒有修好？內賊外盜有沒有徹底被杜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