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總工會要求10萬名企業工會幹部公開手機號碼，覆蓋750萬名工人。此舉被解釋為，就是要讓工會工作從幕後走到前臺，改變以往遮遮掩掩的狀態，讓工人真正能“有事找工會”。

　　在一些地方的工會組織缺少活力與幹勁的當下，在一些地方勞資糾紛與衝突多發的時候，山西工會組織的高調亮相、主動“攬活”，既讓人眼前一亮，又是工會履職的應有之義。然而，一些問題也浮上人們心頭。

　　事實上，許多地方都曾要求領導公開手機號碼，方便群眾遇到問題時聯絡有關負責人。然而，有的電話關機打不通，有的電話雖然接通卻只是“嗯、哦”應付，或是再次傳來“辦公室官腔”。這折射出一個悖論——如果群眾到有關部門辦事順利、“面交”順暢，根本不用再給領導打電話；如果現實交流尚有梗阻，如何保證電話交流更有效？職工找工會排憂解難，會不會面臨同樣的尷尬？

　　當然，僅僅質疑某些工會幹部少作為，未必抓到了問題的關鍵。現實中，工會工作確實面臨掣肘、存在軟肋。一是，在公有制企事業單位中，工會往往是行政的一個派出機構，面對職工與管理者發生矛盾，工會很難向“主管部門”叫板，更多只是協調安撫，少了銳氣與力挺。二是，在非公有制企業裏的工會，沒有強有力的後盾依託，既不受企業老闆的待見，對職工也缺少足夠的凝聚力。三是，工會本身沒有行政與執法權，需要聯合勞動保障部門解決相關問題，後者能否“通力配合”同樣是一個問題。

　　此次，山西10萬名企業工會幹部公開手機號碼，“幹部身份”或許還揭示了相關企業的屬性。相對於民營私企，公有制企業在落實職工權益保障方面本來就做得更好。面對“幹部制”企業的職工權益可能得倒進一步鞏固，更多非公有制企業的職工、尚未組建工會的企業的員工、尤其是合法權益正遭受侵害的人們，恐怕更需要得到工會與勞動權益保障部門的關注。

　　工會若想真正從幕後走向前臺，必須有一個前提——確保自身進一步壯大、維權與幫扶實力更加堅實。而以當下的國情，這離不開政府的支持與“鬆綁”。對行政者而言，必須意識到政府不是“萬能”的，所謂的“全能型政府”必然要包攬所有責任、承擔所有後果，這本身就是不現實的，更會使自身成為各種問題的“眾矢之的”。社會需要一定的彈性與自治力，群眾性組織在社會自我協調中應當發揮更大的作用。政府應當對包括工會在內的社團組織進一步“鬆綁”，給予其更大的發展空間。

　　相對獨立的工會，既可以將分散的勞動者團結起來，又必須考慮整體性的社會效益，因而在維權與幫扶中更能實現“理性的力量”，這對於社會和諧的構建也將具有積極作用。基於此，社會應當從建設性的角度，思考工會工作面臨的掣肘，探尋從制度到法規層面的修改空間，給各級工會組織注入更強的動能，不斷擴大維權幫扶範圍，惠及社會各階層的勞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