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組織社會人士成立的“聽審團”首次亮相，旁聽案件開庭。庭後，“聽審團”對庭審及案件處理集體評議，但評議結果不作為判決根本性依據。據法院稱，“聽審團”不是西方的“陪審團”，意在提升法院司法能力、司法公開，這一推行司法公開的舉措屬全國首創。（3月19日《新快報》）

　　名曰“首創”，實則也不儘然。因為在此之前，庭審旁聽制度，一貫發揮著類似作用。兩者的區別僅在於，“旁聽者”沒有發言權和表決權，而“聽審團”則有一定程度的評議權。但，考慮到後者的“評議”，不被納為判決的依據，兩者的差距便可謂微乎其微了。

　　按照該法院的説法，聽審團作用有二，提升法庭司法能力、落實司法公開。但，司法事業終究專業性極強，相對業餘的“聽審團”，又怎能助力法官的能力精進？再者説，“聽審團”與“旁聽制”實無本質差別，又怎可比“旁聽”更多體現司法公開呢？若較真開去，公眾難免有此觀感：“聽審團”並不是迫切需要的制度，甚至它也不是一個有新意與效率的創設。

　　細觀“聽審團”的制度邏輯，一種內在於斯的矛盾心態，明顯且強烈。對於東莞中級人民法院來説，其一方面試圖引入社會意見參與判決意見的形成，以此尋求大眾體諒、獲得工作支持；而另一方面，又不想模糊法官“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斷案立場，無意以明確、合法的新設路徑，來替“輿論審判”最終正名。在此心理支配之下，你我方才看到了，“聽審團意見不作為判決的根本依據，但合議庭合議案件，當考慮聽審團意見”，一類瞻前顧後的表述。

　　在矛盾心態背後，所隱含的，其實仍舊是那個終極追問，即司法與輿論，當保持何種關係？於此，在認知論上絕無分歧，“法官判案，當然不該為人言左右”；然而，在操作層面，某些法官面對質疑紛擾，卻也難免一時患得患失——化解“知易行難”困境，“聽審團”能否有所作為？樂觀來看，某些積極的後果，還是可以期待的：畢竟，它既不曾有損於“合議庭獨立行使審判權”，又建構了一條常態性、穩定化的民意輸送通道。

　　但最終，合乎眾人期待的判決結果，本無須借助於這種少見的“首創”。因為，司法實踐與其説是學理性的，不若理解為技術性的。明乎此，公眾當明確，“聽審團”畢竟不能取代這些更根本的改進，一如法律彈性的壓縮、全民法律意識的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