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生産更多無愧於歷史、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優秀作品,是出版繁榮、學術繁榮、文化繁榮的重要標誌。這個標誌不是虛的,要靠一套一套的叢書,一本一本有影響的學術著作去支撐。要把出版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作為出版界落實中央部署、落實十七屆六中全會要求的一個具體舉措,作為出版社安身立命乃至於爭奪世界話語權的基礎性重要工作去做。胡繩同志在任人民出版社社長和多次談話中説,一個國家的出版要有門檻,如果我們把門檻放低,學術風氣會變壞。現在已經到了認真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

　　在某高校的一個會議上,兩位在國內頗有名氣的教授見面了,之間有一段對話。一個説:“現在的學術出版物,90%都是不用看的。”另一個遲疑了一下説:“哦,60%,60%吧。”前者説:“那是因為你是圖書館館長,作為館長,你不能説我只買10%的書,你要買40%的書。而我是看書的人,而且我管研究院,要為研究院買書,我只買10%的書。”

　　無論是一九開還是四六開,“學術著作出版讓人感到失望”的情緒,當下正在學界、出版界瀰漫。“我們出的相當一部分所謂學術著作,説實話,都是我們不想出的,但因為它帶著補貼,還是出了。何況,你不要這書稿,有的社要,錢讓人家掙去了。作為企業,無奈呀!”一位社長感嘆。

　　“不是出書難,而是學術著作出版這件事很難!”一位出版社總編輯的這句話,説的是實情:在出版社有生存壓力的時候,是抬抬手,讓水平較差卻帶著錢的選題入選,還是堅守質量標準,不被人情、關係、經濟利益左右,確實不是件容易事。

　　門檻低了,亂象叢生,有的出版社淪為“二流堂”、“三流社”

　　曾經,學術著作出版確實難。大多數學術著作印數少,又受圖書低定價限制,出版後幾乎沒有利潤。但學術出版體現了出版的深度和厚重度,是一個出版社擔當社會責任和塑造品牌的必然選擇。所以,儘管學術著作出版要用自己的利潤來補貼,一些出版社還是優中選優,始終堅持追求。有的出版社、集團還設立專項基金扶持優秀學術著作出版,如“重慶出版集團(社)科學學術著作出版基金”,山東科技出版社的“泰山出版基金”等等。這樣一來,在“錢緊”的那些年,還確實出了不少優秀的學術著作。

　　這種情況,大概延續到本世紀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