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玉林市所轄的北流市某中學高三男生黃某樺殺死同級女生，警方稱其家庭情況複雜。（3月17日中國新聞網）

　　所謂黃某樺的“家庭情況複雜”，是個什麼情形呢？“其父母長期在外打工，父母之間關繫緊張，無暇照顧和教育黃某樺，父子感情淡薄。黃某樺長大後，隨其一親戚在外唸書。”在我看來，這個“家庭情況”並不“複雜”。兩億多農民工都是“長期在外打工”，或者是父親在外打工，留守母親和兒童在老家，或者父母都在外打工，留守兒童跟著爺爺媽媽或者親戚。也有父母把孩子帶到打工地民工子弟學校讀書，或者公立學校借讀，卻也無暇顧及和教育孩子的。另外，不和諧的家庭也不在少數。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苦經”，戶戶都有一曲不和諧的“哀歌”。換言之，如果説黃某樺的“家庭情況複雜”，那麼可以説，數千萬留守兒童、數億農民工子女，都在“家庭情況複雜”之列。當年馬加爵，也是“家庭情況複雜”的，所有罪犯包括賽銳那般十惡不赦的殺人犯、所有犯罪嫌疑人都是“家庭情況複雜”的。

　　為何在此抬杠“家庭情況複雜”呢？筆者隱隱感覺到有兩個思維誤區，像近幾年大自然的重重迷霧籠罩江河南北一樣，籠罩著人們觀察事物、分析事理的天空。第一個思維誤區是注重個性，忽略共性。譬如，這殘酷殺死為追求“心儀女生”之愛情而遭拒絕的黃某樺，似乎其犯罪原因為外在客觀因素所致，“家庭情況複雜”嘛。然而怎能忘記，有著更多安分守己、遵守公德、秉持底線的人，也是“家庭情況複雜”的。即使黃某樺的“家庭情況複雜”，也別忘記“情況複雜”的“家庭”多了去了，不計其數。“家庭情況複雜”這是共性。

　　因此，很顯然“家庭情況複雜”，不是導致其殺人犯罪的必然原因和客觀條件。從而引出第二個思維誤區，就是強調客觀，忽略主觀。一個青少年或者大學生殺人案件發生了，很多人的思維焦點局限在外在原因上，家庭教育不夠啊，學校教育疏忽啊，社會教育不到位啊。卻少有人去認真注意，犯罪主體自己該負什麼責任。其實“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發生偏差、偏離、偏頗，是一個大環境，在這個大環境中，草菅人命者還是極少數嘛。一個及其簡單的常識就這樣被忽略了：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的條件。決定性的因素是內因，而不是外因。

　　強調主觀內在因素的，就因為是常識，被認為分析不深刻，而那些強調客觀外在因素的，卻被認為是深刻的。就這樣，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了，複雜的事情簡單化了。殺人者，常常被認為是環境的受害者、社會的殉難者，似乎比受害者更值得悲憫和同情。人們似乎忘記了一個歷史故事，在一次出遊中，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宰相胡惟庸的兒子墜馬，死於路過的馬車輪下。胡惟庸沒有通知司法部門就殺了馬車夫。朱元璋命令胡惟庸向他解釋這件事情。聽過百般辯解後，朱元璋終於站起身來，走到宰相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卻十分清楚地聲音平靜地説道：“殺人償命”！

　　(來源:荊楚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