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全國兩會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明確地寫上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字樣。在法律體系裏，刑事訴訟法是僅次於憲法的基本法，其目的除了追究犯罪，還在於保障無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不“被犯罪”。因此，刑訴法有“人權法”之稱，也被稱為“小憲法”。人大代表王明利認為，此次刑訴法修改，可以看作是繼2004年“人權”入憲、2007年物權法出臺之後，我國人權保障事業的第三次飛躍。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要毫無例外的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按照楊海坤委員的説法，“這每一個人將包括受害人、律師、證人，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死刑犯”。可在十年動亂時期，隨便抓人，刑訊逼供，製造了大量冤案錯案。那是“無法無天”的時代。撥亂反正後的1979年舉行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就制定了刑訴法，以防止濫行逮捕、拘留，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權利的情況發生。1996年，根據情況的發展，全國人大對刑訴法進行了修改，完善強制措施，取消收容審查制度，改革一審審判方式，進一步加大了保障人權的力度，“既不放過壞人，也不冤枉好人”。

　　不過，現實生活中仍然出現佘祥林式的冤案錯案。佘祥林被指控為殺害自妻子的殺人犯，服刑11年後，妻子卻奇跡般出現了。這是一起典型的《十五貫》式的冤案。人們在議論這起冤案時，多認為是由於執法者像《十五貫》中的縣令過於執一樣，不做調查，不重實證，主觀揣測，任意推理的結果。實際上，全面考察冤案的産生，過於執式的主觀輕率辦案作風雖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同時由於司法制度上存在缺陷。不是運用“疑罪從無”的現代司法原則，而是以有罪推定的思維，用刑訊逼供的辦法廹使被告人自證其罪。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冤案不僅因有過於執”。

　　這次的刑法修正案草案，明確規定“不得強廹任何人證實自已有罪”，並在具體制度設計上，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設置了嚴格的證據收集程序，規定了證人出庭作證的一些制度，等等，這將從法制上遏制刑訊逼供，防止佘祥林式冤案的産生。

　　刑訴法的制定修改完善，反映了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和依法治國的進程。正如不少代表委員所評述的，刑訴法從強調打擊罪犯向兼顧人權保障方向演變，其背後亦能看到國家追求人權進步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