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名古屋市長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荒唐言行，令人感到既震驚又憤慨。此類事件時有發生，既有日本對戰爭罪行認識不徹底的因素，也與法律層面上缺乏懲戒措施有關。不獨這一樁，近年來國內外很多惡劣現象都在警示我們：在事關國家民族利益的問題上，在重大歷史問題的結論上，應該重視通過立法解決，充分利用法律武器來維護其嚴肅性。

　　比如，對於日本侵華和南京大屠殺等問題。當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已經從國際法的理念和實踐層面給出了充分結論，中國當時在南京等地設立的軍事法庭也做出了歷史判決，新中國成立後全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也對戰犯進行了公開審判，有關的法律文件和判決書早就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而現在，不僅日本國內，甚至在中國國內，都有一些人在公開美化侵略戰爭，積極為當年的很多歷史結論翻案，這種傾向社會危害性極大。

　　同樣是對於二戰期間的侵略和屠殺行為，德國早就開始從立法角度採取措施，消滅為納粹翻案乃至同情納粹的任何言行，以此從法律上確保紐倫堡法庭判決的歷史嚴肅性和時代有效性。不獨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奧地利、匈牙利、西班牙等很多國家都從法律上做出規定，凡是否認納粹大屠殺的言行皆被視為犯罪行為，並且在過去20年裏以“否認大屠殺罪”判處了多人。相對來説，我們國家對否認和美化日軍侵華及南京大屠殺等問題上，往往多從歷史事實和道義角度加以反對和批駁，卻缺乏現實有力的法律措施來懲戒。這不能不説是我們立法方面的一個不足之處。

　　再比如，近年來愈發白熱化的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我們有充分的歷史證據和法理依據來説明這些都是中國固有領土，但在立法方面卻缺乏體現，難以對那些違背歷史定論的言行給出紅線。反觀其他國家如日本、菲律賓、越南等，都在忙於制定具體的法律法規來爭奪主權。顯然，我們自己光宣傳和呼籲遠遠不夠，必須要重視立法保障才更給力。

　　實際上，不僅在涉及國家民族利益的問題上，在中國近現代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定論上，近年來同樣颳起一股翻案風。比如鼓吹“告別革命”、“反思革命”，否定和歪曲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本質和主流；比如大搞“重寫歷史”、“還原歷史”，為滿清皇帝、袁世凱、蔣介石、汪精衛等舊勢力及其反動統治評功擺好；比如熱衷於假設歷史、杜撰歷史，歪曲和醜化共産黨的歷史和領袖人物的功績，等等。現在看來，堅決反對這種歷史虛無主義，不能只靠宣傳教育，還需要通過法律將歷史定論明確下來，該劃清底線的要劃清楚，該入罪的要入罪。

　　法律是社會運行的基礎，不僅僅反映社會普遍共識，更是國家上下必須一體遵循的強制規範。對於歷史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入意識形態範疇，而應該善於運用法律手段來界定和解決。我們一直在貫徹依法治國方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也已形成，執政方式和治理方式都在根本性轉變，應該在維護歷史真實性和嚴肅性方面給以充分體現。這對於我們捍衛國家民族權益、凝聚社會共識、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有重大意義。面對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這種呼籲是有道理的，也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