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網報道，哈爾濱市為加強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日前出臺了《哈爾濱市行政問責規定》，其中規定，“新聞媒體曝光的應當予以行政問責的事件”等八種情況“可以作為行政問責的案件來源”。

　　若只就拿媒體曝光事件作“案源”這一條而論，“應當予以”與“可以作為”是自相矛盾的，不知這僅僅是文字上的粗疏大意，還是制訂者內心矛盾的真實表述，“應當”是沒有退路的，而卻“可以”進退自如。

　　如果先撇開這一點不論，哈爾濱市公開把新聞媒體的監督吸納到行政問責的程序中，這似乎是地方行政權力對媒體監督的肯定與“示好”，這與一些地方政府對媒體的監督始終傲慢地保持沉默，或者公然對抗打壓，有著天壤之別。

　　有學者早就指出，我國現階段存在的所謂“媒治”是靠不住的。媒體本沒有一種“權力”實體，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呈現事實，它的報道可以為政府服務，也可以為百姓服務，因而拿媒體曝光的事件作為行政問責的案件來源，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只要報道的是事實，對相關行政人員的問責也自然是“應當”的事，而不是一道“可以”多選的題。

　　從這一點來看，哈爾濱市開門把新聞媒體迎入行政權力內部體系的管理現場，也只是一個姿態、一種態度。而加上了一個“可以”的限制，發放入場券的權力還在自己手中，可以説仍未徹底割除“官治”“人治”的尾巴，因為若以“法治”論，以法律為依據，以事實為準繩，是由不得你決定“可以”或“不可以”的。

　　在現實語境中，因為“官治”“人治”的現象仍存在，由行政機關自己監督自己很困難，所以很多官員的“問責”事件似乎都與新聞媒體的曝光監督有關，以至於“媒治”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甚至公眾也常常以某個地方政府是否善於在新聞事件中“危機公關”來評價其形象，這恰恰説明了“法治”的不足。

　　所謂“問責”，這個“問”是“唯你是問”的“問”，而不是“概不過問”的“問”。問題就在於，一旦不受獨立的另一方權力的監督，靠權力系統內部自我監管，必然會産生“概不過問”的懶政怠政，甚至是“只問聲色犬馬”的腐政，這個時候，難怪要靠新聞媒體來揭醜打黑了，甚至得依靠情婦與小偷來“唯你是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