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表示，有關異地高考的問題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廣東。解決異地高考的問題，“既想到要解決隨遷子女的考試問題，又不能影響北京、上海當地考生的權益”。各地政府將根據自己情況決定實現允許異地高考的最後實現年限。（3月5日《新京報》）

　　有時候平權與賦權就是這麼個痛快而糾結的過程：譬如異地高考，不改革、不推進，確實對流動家庭的子女不公平；但如果徹底放開，在教育資源配置事實上已然失衡的當下，確實又會灼傷城市考生的合理權益。教育部的想法是要以“老好人”的姿態平穩推進，因此選擇了“既…又…”的句式——但對於敏感的民意來説，“京滬考生權益”又是個百味雜陳的話題。

　　作為曾經的基層教育者，筆者以為“保護京滬考生權益”並不是多麼尷尬的提法：一者，表面看，京滬考生在絕對分數相對弱勢的情況下，能擠進優質高校，似乎就是佔了“戶籍”的光，但事實上，更多基層學校“瘋狂式”填鴨教育，是以3年的時間完成了5年左右的教學量，換言之，讓所有學校和京滬高中一樣開設課程、站在同一個過程的起點上，你看所謂“高考優勢”還能保存幾何——那麼，以不公平的偷跑過程來要求結果上的絕對公平，邏輯上何以理直氣壯？二者，古往今來，先賦的差距客觀存在，譬如芝加哥貧民窟的小孩與比洛杉磯比佛利山莊的兒童所享受的後天權利也是有懸殊的，公共政策的善意，不在於立時抹平各種客觀上的不平等，而在於不斷修彌這種斷裂，尤其是要讓底層群體擁有實現夢想與向上流動的機會——譬如京滬考生，令其與其他地區考生“同起同坐”，恐怕又會製造新的不平等，那麼，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漸進分好蛋糕，比一步到位的混亂更符合公共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説，維護全國考生權益與維護“京滬考生權益”並不是一個“魚與熊掌”式的選擇題。

　　數據顯示，當前我國已有2.6億流動人口，其背後對應著5800萬留守兒童和2700萬隨遷子女。隨著戶籍藩籬逐漸被制度破解，父母遷徙帶來的子女高考難題更為突出。教育部關注隨遷子女的高考問題，也是大勢所趨。然而，就更廣大考生的權益層面出發，真要做好“異地高考”的工作，有幾個細節亟待厘清：一是“異地高考”缺的不是地方新政、而是頂層設計，尤其是在“城市承載能力”這個很難定量的説法之下，“異地高考”政策會不會步入“樓市調控目標”或各部委“三公”公開的後塵——這個問題恐怕還很難説；二是溫總理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2012年要繼續“促進房價合理回歸”，然而，“異地高考”政策必然要對父母情況作出限定，儘管各地可能語出多門，但基本一條必是共通的，就是家長“常住”的年份——這裡有兩層意思，一是工作上的“常駐”、二是住所上的“常住”，尤其是對後者來説，在廉租房數量有限的背景下，商品房自然就帶有“高考學區房”的意思，又如果京滬等優質高等教育城市的商品房都能成為“高考學區房”，則2012“促進房價合理回歸”會遭遇新的逆轉之難。

　　“京滬考生權益”要保護，全國考生利益更要兌現。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異地高考”是山東版還是江蘇版，而是地方新政如何真正集納民意、保障公民權益的“通存通兌”性，在繞不開的一個又一個難題面前，新政起碼要保證不至於為權錢尋租提供新的“磨合點”。(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