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交通運輸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召開電視電話會議，聯合宣佈從今年3月起開展為期兩年的“出租汽車行業和諧勞動關係創建活動”。全國各地將逐步推行出租汽車企業員工制經營模式，代替目前承包挂靠制；同時還將普遍開展以車輛承包費用(即“份兒錢”)、社會保險、勞動收入、休息休假等為主要內容的工資集體協商。(2月28日《人民日報》)

　　可以肯定，在出租汽車行業推行包括承包費用在內的集體協調製度，應該對出租車司機勞動權益保護、道路交通安全，乃至和諧勞動關係的建立，都會是一件好事。不過，在當前社會就業情勢下，如果沒有相關的公平制度配套，這個集體協商制度也可能存在現實中“被流産”的危險。

　　首先就現行出租車行業體制來看。眾所週知，目前國內城市的出租車行業、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出租車行業，在體制上大多還是“行政控制”的模式。即出租車數量不僅由地方政府控制，並且還是以行政許可方式由幾個特定的出租車公司經營。

　　所以在此前提條件下，如果沒有相關能夠保證員工利益一方平等協調地位的公平制度配套，那處於優勢地位的出租車汽車公司，就會本能地利用自身體制上的強勢來維護自已的既得利益。多年來，面對各地舉辦出租車價格聽證會後，結果總是由司機與乘客來承擔出租車漲價後果、出租車公司利益卻總能毫發無損的事實，或許早已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在推行出租車行業集體協商制度同時，沒有能夠保證弱勢一方平等協調地位的制度配套，那這個集體協調製度到最後，就很可能會與此前的出租車價格聽證結果一樣，面臨同樣的流於形式的風險。

　　從勞動者權利角度看，話語權反映了出租車司機的社會地位。出租車行業員工的收入、社會保障等福利水平，反映出的不僅是社會制度對勞動者正當權益的保護水平，並且還是證明勞動者自身是否真正擁有權利的映射。

　　目前，以全國各地出租車司機的生存現狀看，社會保障、勞動時間、強度與實際收入明顯不對稱，更令人擔憂的是，出租車司機、乘客與出租車公司之間的扭曲利益格局──事實上也早已是一個社會公開秘密。需要直面的是，如此的扭曲利益格局的形成原因，疑與現行的出租車行業體制有著莫大的關係。

　　在出租車行業推行集體協調製度無疑一種進步，然要把這件好事真正辦好並避免其流産，關鍵或許還在要有相關的公平制度配套，要有突破現行出租車行業體制與推行制度改革的勇氣，避免和之前不少城市出租車價格聽證一樣變成紙上談兵的無聊。（周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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