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法盲，我不懂法……”近日，面對涉嫌與同夥貪污1288萬餘元、獨自受賄546萬元的指控，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質礦産勘查局原副巡視員(副廳級)楊有明説。記者在庭審中了解到，在未提拔副巡視員之前，楊有明是新疆有色地質勘查局局長，具體負責新疆有色地質勘查局在海南省三亞市投資的房地産項目。（2月27日《法制日報》）

　　近年來，但凡官員因貪腐出事後，面對法庭的審判，總愛拿自己是“法盲”、“不懂法”來做脫罪或減輕刑責的理由。比如，重慶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張小川當庭哽咽著説：“我沒有學好法律，當時沒有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受賄”。諸如此類的戲碼還有很多，而今，面對楊有明如此“自陳”，我們不得不問，“法盲”副廳級官員是怎樣煉成的？

　　首先，官員提拔機制存在明顯的漏洞，多數時候，官員的提拔任用看的是GDP等政績指標，鮮有對其法律素養或政策法律把握能力的考核，這就使得一部分官員得以帶病提拔；其次，監督乏力，尤其是外部監督闕如，而相關部門對權力的監督要麼無力，要麼懶於監督，使得官員常常無視法律的存在，或者心存僥倖，進而以身試法。

　　如果有關部門在提拔楊有明時，能夠嚴格考核其法律素養，能夠多徵詢一下民意，而不是唯GDP是取，官員們還敢説一套做一套嗎？如果能夠在其任職期間，可以加強監督，尤其是強化外部監督，楊有明還敢如此肆無忌憚地藐視法律嗎？此外，如果我們在法律和制度上加大對認罪態度不老實者的懲罰力度，貪官們還會以自稱“法盲”來博取同情嗎？

　　因此，我們不僅要完善官員選拔任用制度，改變注重GDP的用人觀，多聽聽民意，讓帶病官員從源頭上杜絕，還要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充分激活外部監督，讓官員對法律、組織、人民、輿論常懷敬畏之心，使用手中權力時要謹慎，自覺接受紀律和法律的約束。此外，在法律上，更要加大對“揣著明白裝糊塗”者的懲罰，避免拿“法盲”做擋箭牌的戲碼再次上演。

　　(來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