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兩則“涉日”新聞引發國人熱議：一是日本旅行者河源啟一郎騎自行車環遊世界，到武漢後自行車被偷了。當地警方連夜組織偵查，3天后終於將被盜的自行車追回並連夜發還。就此事，《人民日報》刊發李泓冰的時評《一輛自行車，能否捍衛城市尊嚴》，認為河源啟一郎的自行車失而復得是“國人難享的VIP待遇”；同日《中國青年報》也刊登評論《一輛被盜自行車引爆的“城市形象”爭論》，認為“自家人的感受遠遠要比客人的看法更重要”，言指武漢警方對待自行車被盜“內外有別”……這兩個近似觀點也代表了眾多網友的“心聲”。

　　面對公眾質疑其“選擇性執法”，武漢警方2月21日回應稱，並不是日本遊客丟了自行車才重視，該車價值17000元，達到立案標準。而且，自行車本身的外觀特徵非常明顯，辨識度較高；同時此事被媒體廣泛報道後，民眾廣泛參與，而且有人提供線索(中新社2月22日)。令警方啼笑皆非的是，這樣的“回應”反被扣上“狡辯”、“欲蓋彌彰”等帽子。

　　我就不明白，輿論為何不回歸常識來對待“內外有別”，警方為何不敢承認“選擇性執法”的事實。河源啟一郎是一名友善的外國人(其環遊首站選擇中國、在中國做義工)，那就是我們的朋友、嘉賓，給予這短期停留的客人以“超國民待遇”怎麼啦？按我們的待客之道，誰家來了客人不收拾收拾，不多備些菜肴？誰家不是努力將好東西奉獻出來，將好的一面展示出來？認同了這一點，武漢警方對河源啟一郎的特別待遇，似乎就沒有什麼太不妥的了。

　　武漢不少市民參與尋找，有人甚至願意掏錢送車，體現的不正是正常的“厚客”之道麼？要知道，中國人在外國被盜，只要當地治安狀況還及格，當地警方和民眾一般也會努力找尋，這不也是不想給“外國人”留下遺憾和不良印象嘛！

　　另一則“涉日”新聞，是日本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在會見到訪的中國南京市代表團時，否認南京大屠殺，稱“1937年‘南京事件’發生時，正常的戰爭行為是不可否認的，這也是比較遺憾的事情，但所謂的‘南京事件’是不可能發生的。”對此，2月21日，南京市政府官方微博“南京發佈”三次表態，駁斥河村隆之的言論，指責日本媒體炒作，並宣佈暫停與名古屋市政府的官方交往。(《新華日報》2月22日)

　　這一次，國人同仇敵愾，認為日方某些人士對待那段歷史認識不深，甚至恣意顛覆，不但損害了中日人民的友誼，也褻瀆了“友好城市”的名頭。有識之士指出，不能被一些功利主義和短期利益所蒙蔽，把“友好城市”簡單理解為兩地經濟往來服務的工具，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應堅守應有立場——總之，斷絕並暫停與名古屋市政府的官方交往是正義的、必要的回擊。

　　兩起“涉日”事件，充分表明了中國人的有情有義、有是有非：對待友好的日本人士，我們在某些特殊時刻給予“超國民待遇”；對於某些心存不善的日本政客，我們視他為“最不受歡迎的傢伙”——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我們當立場堅定、愛憎分明。(文/成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