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裸官”監管調研報告》指出，“裸官”是貪污腐敗行為的高發人群。(2月21日《中國青年報》)

　　隨著地球村時代的到來，配偶和子女因某種原因均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已無法避免。但隨之而來“裸官”監管又成為一大監管難題。

　　相關資料顯示，早在2003年以前，外逃貪官已達4000多名，外逃資金達50多億元。近年來，此類案件更是呈集中爆發之勢。比如，原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高嚴、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原局長蔣基芳、貴州省交通廳原廳長盧萬里、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溫州市鹿城區原區委書記楊湘洪……媒體報道的此類官員的一長串名單，大大地刺痛了國人的眼球。

　　任何官都沒有貪腐的特權，如果逢貪必治、遇腐即懲的相應措施到位，那就無所謂單獨加強監管“裸官”的問題了。貪官在地球上絕對不是一個受歡迎的“物種”，加強國際合作打擊貪腐行為已是大勢所趨。但是由於我國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合作尚未啟動，相關法律尚不完備，司法合作機制尚不健全，以至於外逃“裸官”被引渡或遣返回國接受法律懲治的渠道仍不通暢。

　　“裸官”屢屢上位頻頻得手，成為貪污腐敗行為的高發人群，對於社會風氣的影響，對於轉型期世風人心的傷害，不容低估。在“裸官”的問題上，我以為一是要進行徹底公示。比如報告提出，所有處級以上公職人員配偶及子女獲得外國國籍或者獲得外國永久居留權的情況，均應向社會公開或允許公眾查閱。這應該是一件極易實施也等不得的事情。此外，如果公示財産尚有困難，對此類官員的提拔公示中，配偶或子女居留他國情況的內容也不應是難事。

　　二是勸退。在全面公示的基礎上，對於那些子女配偶宣誓效忠他國的官員，有關方面在提拔的時候應作謹慎使用的考慮，甚至於對於關鍵職位的掌權者，亦不妨另選賢能替代之。提拔幹部目前並非一個法律問題，我國官員非選舉制而是任用制，任用幹部所面對的只是特定人群，並不存在著法律意義上的歧視之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