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門要求降“用藥收入比重”，一些公立醫院就從其他方面想辦法。濟南某公司一位副總經理曾因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療手術，先後被放進7個支架，前後花了十幾萬元。（2月20日新京報）

　　按照相關醫學專家的説法，“支架放3個以上就失去臨床意義，放7個純粹變成賣支架。”而且，就心臟病治療而言，搭橋手術是最好的方案。那麼，為什麼大量的醫院和醫生不樂意實施“搭橋”？説白了就是針對的可以被“狠宰”的醫療對象而言的。

　　針對每一個心臟病人（適合放支架的），醫院是不是都會實施“無微不至”的“過度醫療”？答案是否定的。在新聞報道中提到了被放7個支架的醫療對像是某公司一位副總。這位副總究竟是什麼公司的不必追問，但不可能是付不出醫療費的“窮人”，類似的“無錢看病”的農村貧困群體，“打死”醫院也捨不得給他多放，恐怕會第一時間擔心人家“欠費”、“偷逃”！而為什麼又專門給一些較富裕群體（包括那樣雖然未參與醫保但收入高的群體）、以及有醫保者“多放支架”？這才是值得思索的問題。

　　給“富人”和有醫保保障的群體（尤其是公費醫療者或公權單位）多放幾個支架，那就是“真金白銀”的收益啊。還不愁“欠費”，有著一個基本的醫保報銷比例，患者意見也不會大，醫院自然也就樂意于“過度醫療、過度檢查”，多放幾個幾萬元一個的支架。

　　然而，“多放幾個支架”、發這個“支架財”的醫院和醫生，最終吞噬的不過是國家財政對醫療保障的投入。資料顯示，國家和政府日益重視和保障公眾“看病權益”，醫保報銷比例逐年提高，一些地方城鎮醫保報銷比例已達70%以上，確實減輕了公眾負擔。但在一個“暴利藥價”和“過度醫療（放支架）”現實之下，政府投入的越多，流進“過度醫療”這個“黑窟窿”的錢越多。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就是，無論是讓人指斥的“過度醫療”以及高達“6500%的藥品暴利”現象，除了滋生了一批批“食利”的藥廠、中間商、醫藥代表、醫院、醫生以外，事實上這個巨大的“漏洞”也已經成了吞噬醫療改革成果、吸食政府財政投入的“螞蟥”。

　　所以，這正是為什麼公眾一直不理解，逐年醫療保障上投入增加，但公眾卻大多“沒感覺”的主要原因。這個答案早就呼之欲出，政府投入越多，“中間食利者”截留的越多，公眾獲益卻相對攤薄。有關媒體不妨調查證實這位被放“7個支架”的副總，他個人負擔肯定並不重。那麼，暴利醫院究竟“食利”于何處或“喝的誰的血”？（畢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