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透露，最高法院注意到社會對吳英集資詐騙一案的廣泛關注，在死刑復核審理過程中，“將依法審慎處理好這個案件”。

　　印象中，最高法院在死刑復核結果出來之前，專門就某個案件做出回應，並不多見，儘管最後結果還不得而知，但最高法院的這種做法無疑值得肯定。

　　自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以來，“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得到了進一步的貫徹，在國內外産生了良好的效果。眾所週知，死刑核準權下放到省一級的高級法院後，死刑案件的二審和復核兩道程序等於合二為一，如果不是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那吳英案可以説已經塵埃落定。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對於程序正義的實現具有重要的意義。

　　就吳英案而言，目前社會上有許多質疑需要最高法院在死刑復核過程中加以查明，不少來自法學界的意見也需要最高法院予以考慮。例如：吳英到底是從一開始就有集資詐騙的故意呢，還是後來在資金鏈斷裂的時候才轉變了犯意，由原來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故意，轉變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的集資詐騙？

　　從有關報道看，吳英有自己的廠房、固定資産和具體的經營活動，恐怕很難説她一開始就想詐騙。而且，吳英的一些下家都是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來判處的，到她這兒就要轉變成可判死刑的“集資詐騙罪”，這其中需要有充足的證據。

　　又如，吳英集資的對象到底是純粹被吳英所騙，還是如某些媒體所報道的，是對方在向吳英放高利貸？如果是後者，那些放高利貸的人本身就是違法者，他們的“受害”，自身負有嚴重的過錯。在這種受害人有過錯的案件中，判處犯罪人死刑立即執行，無疑是讓犯罪人承擔百分之百的責任，這並不公平。

　　事實上，刑法上之所以沒有對普通詐騙罪設死刑，也就是考慮到被害人有貪便宜的心理，要負一定的責任。本來這一理由也應當完全適用於集資詐騙罪的，只不過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才對集資詐騙罪設立了死刑。

　　刑法修正案（八）在廢止13個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時，曾經考慮過要把集資詐騙罪的死刑也取消掉，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下一步立法減少死刑時，該罪名的廢除或許首當其衝。

　　此外，根據刑法理論，刑法上的因果關係不能無限擴展。本案吳英的集資對像是11人，不能因為這11個人又去向其他人集資，就都算在吳英頭上，如果不能證明他們是有預謀、有分工的，那就不能把下家的下家都作為吳英的罪狀。

　　諸如此等情節和學理，事關人命，需要認真查明。最高法院已經表示復核此案的原則是“依法”和“審慎”，我理解這裡的“依法”，就是要嚴格按法律辦事，不枉不縱；“審慎”就是要充分考慮社會上針對此案提出的疑問。落實了這兩個原則，吳英案的復核結果就能夠被公眾信服，從而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劉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