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一市民為了讓父親早日手術，準備給自己的父親獻血，卻因武漢暫停親友互助獻血政策受阻。對此武漢方面回應稱，在實行過程中出現了買賣獻血證牟利的情況，不法分子鑽獻血政策的漏洞，為保證用血秩序才暫停。

　　雖有負責人稱，“目前暫停親友互助獻血對武漢市用血整體狀況未造成實質影響”，但很顯然這忽略了對具體個案中公民權益的考量，且需要建立在相關部門破解血荒的積極作為基礎上。更關鍵是，叫停互助獻血違背了我國的立法精神。在現行法律規範中，親友互助獻血屬於立法鼓勵的行為，獻血法有明文規定。對國家法律明文倡導的行為，地方部門一刀切暫停，背後的法理危機不容忽視。

　　作為一種無奈之舉，武漢方面的訴由也值得正視。2月9日北京海淀法院開庭審理的兩起非法組織賣血案，即是通過網絡組織賣血人員，以患者親屬的身份在醫院內“獻血”，然後向患者家屬收錢。而近年來一些大中城市頻鬧“血荒”，非法組織賣血的違法活動相當猖獗。

　　造成獻血亂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立法規範的不週延。在國家法律原則性的倡導下，地方性立法並未為親友互助獻血提供細密的程序保障，實踐中只要提供獻血者身份證和病人的住院證明，出示一張申請表即可獻血，並未設計針對獻血者與患者關係的核實環節，這直接為非法組織賣血提供了可乘之機。

　　原本是一舉多得的政策，在規則不健全的情況下倉促叫停，這或許有因噎廢食的懶政之嫌。不過在互助獻血亂象叢生的背景下，執法部門出於秩序追究而叫停，也是為了防止販血給公民用血造成極大不公。這種尷尬的處境分明折射出我國立法反應機制的不靈敏。

　　立法必須貼地而行，並根據適用情況及時作出調試。立法的規範一旦遭遇現實困境與阻力，或是出現不合實情、存有漏洞等情形，就應及時作出針對性的修補完善。但長期以來，我國執法機關與立法部門缺乏足夠的通聯，執法過程中發現的種種問題很難第一時間傳遞到立法部門，從而造成立法與執法的信息資源脫節，帶來法律修改完善的滯後。

　　例如獻血法，一共只有24條，從1997年通過後便一直沒有納入修改程序，各省出臺的具體細則也多在2000年前後。面對現實尷尬的互助獻血，面對愈演愈烈的血荒，面對滋生的各種違法現象，法律法規在內容即便有許多老化、疏漏，也未能及時作出彌補。其實很多時候，立法只要能夠及時傾聽實踐中的聲音，只要多從程序上進行嚴密的規制，類似互助獻血中的“血托”現象並不難避免，更無需尷尬到非要叫停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