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杭州快遞爆炸事件後，我國就在醞釀實行寄快件實名制。目前公安部已經在浙江紹興進行了試點。而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也在上海試行過一段時間。一旦正式開始試行，客戶寄快件時需要出示身份證，快遞公司業務員要開包檢查、核實寄遞物品，還要將這些信息登記輸入電腦，而收件人也必須出示身份證接收快遞。（2月10日《廣州日報》）

　　快遞爆炸？誰把炸藥包郵寄過來了？不知道，因為快遞還沒有實名，一時找不到郵寄炸藥包的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安全考慮，快遞實名制迫在眉睫、呼之欲出。而由此可見，快遞實名制並非因為實名制好玩兒，快遞也來跟風趕趟兒炒作一番，而是出於安全需要，是被逼出來的。是啊，快遞爆炸就在眼前，生命安全懸于一線，沒有安全防火墻，快遞員和收件人都提心吊膽。可見，快遞實名制事關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不可小視。

　　不過，快遞實名制也有缺陷，一些“敏感”的人首先想到：“什麼都實名了，偶的隱私誰來管？”這的確是個問題，但這不是筆者要討論的話題。顯然，公安全與公民個人隱私相比，孰重孰輕，不言自明，況且，實名制未必與隱私完全矛盾，比如，可以用X光檢查嘛，未必一定要逐一打開包裹查看呀。

　　筆者想説的是快遞實名制的成本問題。顯然，一旦快遞實名制推行起來，快遞公司必然要增加安全檢測設備、人員，人力、物力的投入較之以前要增加很多，相應，快遞的成本也將增加，那麼誰來承擔快遞成本的增加部分呢？讓快遞公司來承擔嗎？這是消費者的最大願望，但快遞公司樂意嗎？答案是否定的。讓消費者來承擔？消費者自然不願意，但消費者處於弱勢地位，由不得消費者，因此，就算有關部門要求快遞公司承擔，快遞公司必然從其他渠道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無可奈何的消費者只能接受，別無選擇。

　　其實這個問題還有另一個解決辦法——安全成本可以也應該由政府買單，比如每投遞一個包裹支付多少安檢成本，按月或按季結算。

　　事實上，公民和社會安全責任本來就是政府義不容辭的，現在把這個成本交給政府買單，是各盡其責。不可否認，當快遞公司為消費者服務時獲得了可觀的收益，但同時也為社會提供了服務，承擔了一定的社會責，換言之，快遞公司的服務有一定公益性，理應給予適當的政策扶持，比如承擔安全檢測成本。而且，政府這麼做，看似為快遞公司分擔成本，實質上是為消費者減輕了負擔，否則，快遞公司提高快遞的價格，羊毛出在羊身上，始終把安全檢測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物價這麼高，消費者苦啊。

　　何況普通消費者作為公民，沒有責任為社會安全管理買單。因此，如果快遞要實名制，別光想著如何實名，如何提高安全檢測的準確性，做好安全防火墻，做到不安全事故，還要考慮快遞實名制的成本賬，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承擔起安全責任，不僅要監管好快遞公司是否執行安全檢測要求，安全檢測措施是否落實，責任是否到位，還要承擔起安全檢測的成本投入，防止快遞實名制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這可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民生問題，不可小覷和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