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有形市場分會會長蘇暉近日在相關研討會上透露，為了有效治理交通擁堵，國內一些大城市今年很可能會制定“交通擁堵費”政策，他還建議消費者應理性購車，並把需求當作購車選擇的首要衡量指標，購買行為不應過於受到車價下調的影響（《北京日報》2月9日）。

　　顯然，應該承認，在城市一定區域一定時段以收取交通擁堵費、以價格杠桿作用影響來緩解城市交通擁堵，應該説是一個已被有關國家與地區採用並證明具有一定效應的辦法。不過鋻於國內具體國情特徵，筆者認為，如果國內大城市真要推出“交通擁堵費”，除了要具備相關民主程序，更重要的是還要以社會公共福利的提升為首要前提。

　　其實就公共決策要求衡量，其實與其他有關社會公共管理決策要求一樣，收取“交通擁堵費”作為一個緩解城市公共交通擁堵舉措，由於其涉及城市交通有關各方利益，所以其作為一種調節城市交通各方利益關係的制度，除了事先必需要有民主程序，並對其可行性進行充分論證與評估及須有彈性制度配套外，更重要的還有這樣的管理決策必須要以造福于社會公共與公眾為前提。

　　在此具體就以收取“交通擁堵費”社會影響來説，眾所週知，目前國內、尤其是對大城市汽車擁有量而言，可以説其中公車無疑佔有相當的比例，並且其所有開支最終還是要由眾多納稅人──也就是社會公眾承擔的。所以在此前提條件下，對公車是否要收取擁堵費就會面臨二難選擇，一是，如果公車也要收取擁堵費，那結果就會增加公車消費開支，並進而加重納稅人的負擔；二是，如果對公車不收擁堵費，那結果是否會造成公車在城市擁堵區域與時段，相對社會車輛較為集中現象？就此而言，面對這個有關公車是否應當收取“交通擁堵費”的兩難問題，不僅可以説是一個對公共管理決策智慧的考驗，並且還是一把衡量“交通擁堵費” 是否能夠促進社會公共與公眾福利的核心標尺，同時更是推出交通擁堵費的重要前提。

　　還有以收取“交通擁堵費”的利益影響關係講，應該肯定，其實與上海的私車牌照拍賣制度一樣，以在城市一定區域一定時段、對相關車輛收取一定費用的措施，就是要用價格手段對城市車主施加影響並緩解城市交通擁堵，可以説這在本質上是一種調整相關各方利益關係之舉。然在此同時要注意並強調的是，如果一旦真的推出城市交通擁堵費，那作為費用收取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地方管理部門，同時也就無疑成了其中利益的一方。所以就此而言，費用收取的標準確定、收取費用的多少，乃至收取費用的去向，以及費用最後是否能夠有利於社會公共福利的提升。可以説，結果不僅有關“交通擁堵費”收取是否能夠符合社會公共要求，而且還在相當程度上會影響公眾對行政決策及其管理的社會公信度。

　　所以，面對上述國內大城市可能收取“交通擁堵費”的説法，筆者認為，倘若如此説法是真，併為日後事實所證明，那這個公共管理決策，就必須不僅要具備相關的民主程序，並且還要以提升社會公共與公眾福利為首要前提。

　　稿源：荊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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