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瀋陽雨田實驗中學西校區400余名初三學生，攜帶被褥行李，與學校教工一起分乘10輛大巴，趕赴100公里外的鞍山市湯崗子鎮補課。此事被曝光後，瀋陽市教育局要求該校立即停止補課，對學校及相關責任人進行嚴肅處理。(2月5日《京華時報》)

　　其實，這已經是雨田實驗中學第二次組織學生“跨市補課”了。2010年，該校初三數百名學生就曾轉移到鞍山某軍訓基地補課。而據統計，從2005年到如今，短短7年時間，有據可查的補課記錄就有4次之多。屢屢觸犯“禁補令”的背後，實則是“放羊式”監管作怪。

　　首先，幾乎每一次補課都是源於家長的舉報。如果監管到位，何至於此？對於教育主管部門來説，對補課進行監督管理並非一件難事，我們有種類繁多的管理辦法。

　　其次，讓人稱奇的是，面對媒體的曝光，教育主管部門除了叫停和介入調查，雖言之鑿鑿表示將對學校及相關責任人進行嚴肅處理，但卻並未公開調查和處理結果。如此善後的姿態，頗有袒護學校及相關責任人的嫌疑。

　　事實上，瀋陽市教育局頒布的《關於禁止義務教育學校違規補課的通知》就規定，違規補課作為民辦學校年檢的一票否決項目，情節嚴重的取消其招生資格。若真要按此規定對雨田實驗中學進行處理，該民辦學校又豈敢屢屢組織學生補課？

　　説到底，監管缺位的背後是責任心的缺失，而事後對違規補課的民辦學校進行袒護，則是對利益同盟關係的維護。因為，對補課進行“放羊式”監管，無論對學校還是對自己都將是有利的——升學率的提高。基於此，監管可以缺位，事後的處理也可以採取先高調後低調的方式應付輿論。

　　顯然，當下只有對教育主管部門進行嚴厲的問責，徹底轉變“放羊式”監管背後錯誤的政績觀，才可能避免“跨市補課”的鬧劇不再重演，才能從根本上杜絕違規補課現象的出現。

　　(來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