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海明案件僅僅是中國當前村官腐敗案件的冰山一角。中國約有500萬名村幹部在管理著60多萬個行政村。村官雖然不屬於國家行政體系中的一個環節，但他們是國家各項政策的落實最終端，老百姓往往從他們的身上感受著幹部形象。因此查處村官腐敗案件並非“大炮打蒼蠅”，而是直接關係到黨和政府的形象和農村社會的穩定。

　　閻海明貪污受賄2100余萬元，就連一些高居要職的官員的貪污、受賄金額與其相比，也可謂“望塵莫及”。原因之一就在於權力過分集中，缺少有效監督。閻海明自1985年9月起在該村任職村主任、書記長達25年之久，在村裏工作時間長，樹立了一定的威信，加之村級管理體制不夠健全、監督不夠，造成其大權獨攬，把村集體領導變成了個人説了算。

　　治理村官腐敗亂象，各地都在進行多種形式的探索和完善。2011年10月8日，《江西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辦法》修訂通過並公佈，該《辦法》規定了村委會成員離任接受經濟審計的具體操作程序，從制度上完善了對村官的監督。

　　廣東蕉嶺模式也為村官監督提供了範例。一個叫做村務監事會的組織在廣東省蕉嶺縣廣育村建立，專門監督村委會，如同在農村設立了一個“紀委”，形成以“基層兩公開”、“幹群對話會”、“會議召集組”、“村務監事會”等，保障群眾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的模式。這種模式培養了農民對村官的監督理念和民主觀念，但如果上級政府力量退出，這種治理模式能否靠農村的內生力量順利運轉？在全國廣大農村有沒有複製的可能性？這都存在諸多疑問。

　　在現有法律體制和農民監督意識薄弱的情況下，更為關鍵的還是要充分發揮檢察機關的力量，延伸檢察觸覺，做到檢力下沉，真正發揮駐鄉鎮檢察室的作用，摸排調查，嚴查快辦，築牢防治村官腐敗的司法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