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北京“兩會”上，北京市副市長劉敬民透露，今年居住證政策有望出臺。這意味著，北京年內將開始變暫住證為居住證。劉敬民表示，暫住證主要是面向務工人員，而居住證則普遍實行面向整個在京流動人口。與暫住證不同，流動人口憑居住證可以享受相關的公共服務，而相關部門則可以憑居住證來掌握北京的資源、人口、工作等情況。（2月2日《廣州日報》）

　　從歷史角度來看，暫住證的作用只局限于社會治安方面，在流動人口較少、訴求單一的歷史階段，暫住證發揮了一定作用。而隨著流動人口的大量增加，民眾權利意識的大大增強，當地政府與流動人口之間，早已不是單純的治安管理關係這麼簡單。從暫住證到居住證，雖一字之差，卻是根本理念和社會政策導向的改變，甚至可以説是一次直接指向“福利難題”的根本性改革。

　　居住證凸顯了對外來人口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和權益保障的功能。由此就産生一個問題，當地公共資源的供給能否滿足需求？如果居住證所內含的權利全都付諸實現，那麼無疑對城市管理者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因此，如何既保護持有居住證者的利益，同時又防止城市資源因人口增多而出現緊張，這不僅是制度設計者需要考慮的，更需要城市管理者發揮巨大的管理智慧。

　　其實，居住證取代暫住證，有必要考慮“先立後破”的問題。換言之，針對附著在居住證上的權利與利益，政府首先應該做好物質資源與人文資源的儲備，如果沒有充足的備用資源，權利、利益肯定還是空的。國內其他一些地方在暫住證問題上之所以起起伏伏，多是這個原因。

　　對於北京的管理者而言，積極的應對態度或許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來體現：其一，隨著居住證改革，相關部門應隨之進行更加細密的關聯研究，探究人口結構、素質、分佈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關係，並找出應對措施。第二，對於暫時沒能得到居住證的流動人口，應通過信息化、專職化的管理與服務，保障法律賦予流動人口各項權利的落實。第三，把流動人口問題納入長遠戰略，通過各區縣的經濟、文化、社會保障的均衡發展，形成新北京人的均衡分佈，有效緩解相對發達區縣的人口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