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向社會徵求意見日前結束，截至2012年1月11日，共有2818人次通過網絡、信函提出7030條意見。公眾意見在“就近入學還是發展校車”問題上産生了分歧和激烈碰撞。許多意見提出，解決學生上下學的交通安全問題，應當從源頭上採取措施。保障學生就近入學或在寄宿制學校上學，減少學生上下學的交通風險。（1月17日《北京晨報》）

　　無論“遠道上學”是不是孩子傷亡的“罪魁禍首”，但據媒體報道，現實中確實出現了許多因上學路途遙遠坐校車過程中發生事故的事實。比如，江蘇豐縣、甘肅正寧縣等校車交通事故，就是由於撤點並校後孩子上學遠乘坐後而“早夭”的。慘痛的事實讓人反思，為了實現學生“平平安安上學來，健健康康回家去”，到底該就近入學還是發展校車？

　　這註定是一場激烈的博弈，關於就近入學，相關專家提出了大致兩條思路，一則是就近建學校。二則是減少甚至停止撤點並校。觀點不可謂不明確，方法不可謂不清晰。但現實中，前者的解題思路基本上是條“絕路”，會走向死衚同──道理很簡單，不僅僅牽涉一個地方財政增加支出問題，更重要的是，隨著計劃生育的推行，農村生源銳減，招生萎縮，自然沒必要搞學校再建。所以，實現就近入學就只能寄託于後者身上。

　　但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雖然國務院對農村“撤點並校”明確提出要求：“要注意從實際出發，防止一刀切或一哄而起”。但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1997年全國農村小學數量為512993所，2009年為234157所，減少學校數合計278836所，總量減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減少學校數量為64所。──赤裸裸的數字表明，撤點並校簡直成了農村中小學的一場“集體狂歡”。時至今日，該風依舊吹得兇猛而強烈。

　　至於原因，我們聽到最多的是“集中優質教育資源，提高辦學效率，提高教育質量”。但除此外，“減少教育投入”早就成了地方政府心照不宣的秘密。事實上，這一原因的根本來源於制度層面：我國撤點並校的同時啟動了稅費改革和義務教育體制調整，前者導致縣鄉財政收入銳減，後者確立了“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財政體制。其結果就是，中央不再往農村義務教育投錢了，縣鄉挑起了教育財政支出的“大梁”。

　　由是觀之，許多地方政府雖然明白“小校並成大校，辦大的學校”並不一定符合教育規律，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應該“精耕細作”，而不是“廣種薄收”，但在財權與事權不相匹配、荷包減少、吃緊的大背景下，其沒有心思去考慮、調研“一所小學多於多少學生應該保留、少於多少學生應該撤銷”的問題，只會一股腦地為減少支出而減少支出，能撤則撤，能並則並，更遑論談“人文關懷、權利權益”了。

　　毋庸質疑，就近入學PK發展校車是場為孩子的權益展開的激戰。而顯然，保護孩子的權益，使之免於千辛萬苦乃至生命危險去趕路，能順利、平安地從家門口到達校門口、再從校門口到達家門口，既是教育的良心所在，也是公權部門的職責所在。就此而言，起碼我們在設置學校佈局和結構機制、明確撤點並校標準、設計教育資源供給機制、重塑中央地方財權事權分配體系等層面，亟待相關部門有所作為。（崔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