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日益增多的“過勞死”現象，人大代表建議出臺“過勞死”的醫學和法律認定標準，通過立法進行預防，將勞動者的休息權提到更高的保護層面。省人大代表張志亞認為，廣東有責任率先立法將“過勞死”列為職業病，以保護勞動者生命權，為提高勞動者生活和生命質量提供法律保障。（1月17日《廣州日報》）

　　從職業者的角度來講，職業病的範圍越多越好，因為這可以讓其權利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得到保障；但對於企業和國家來説，職業病過多並非好事，這有可能導致職業者成為“易碎品”。而過多的因素，恰恰增加了評定的不確定性，使職業成為一種高風險，對於職業者的權利未必是有效的保護。

　　對此，用人單位為了逃避“職業病”的風險，以及有效化解成本，會大量淘汰老員工，或者在用工之前，進行某種權利性的界定，或讓員工進行健康上的檢驗，或者私下達成某種約定。而對於“過勞死”的入“職”，則更會加劇這種現象。

　　此外，“過勞死”該如何鑒定？導致其後果的原因很多，比如有職業本身的，也有個人生存壓力，甚至強烈的心理焦慮，都可能導致相同的結果，但其間的原因不同，則性質也就千差萬別；另一方面，如何體現公平。過度勞累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幾乎人人都或多或少面臨這樣的狀況，公家人有，自謀職業者同樣存在，同為職業人，如何來實現權利的托底，以及保障？

　　增加職業病種不是萬能藥，將勞動權益保障統歸到這一條道上，其實是一種過度迷信。“過勞死”呈高發態勢，並一度成為社會問題，引起關注這無可厚非，但必須從導致問題的原因入手解決，方能對症下藥，更加有效。

　　表面上，過勞死是因為工作時間過長、勞動強度過大等原因所致，實際上卻與用工環境不優，勞動權益沒有受到有效保護有很大關係。一方面，隨意加班和超負荷工作並不缺乏法律規定制約，恰恰在於執行得不到位；另一方面，重資輕勞的觀念如果不得到有效改善的話，即便過勞死在醫學和法律標準上取得了實質性進步，也未必能收到預期中的效果。

　　從某種意義講，對於勞動權益保護，不在於“無法可依”，而在於“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上。在一個“欠薪現象”還比較嚴重的環境下，與其不斷出臺新的制度補丁，甚至過度理想化，不如面對現實情況，加大既有保障制度的執行力度，切實保護勞動者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