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次的春節人口大遷徙，使運輸部門不堪重負。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運輸系統，可以承載如此巨大的壓力。過年回家，是中國人內心深處的一種呼喚；但過年回家難，問題卻出在中國社會結構。

　　當我們引入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時候，我們似乎忘記了市場經濟的“外部性”。從沿海到內地梯次改革，讓中國的資源流動失去平衡。當大量的外來資本分佈在沿海地區，而中西部地區的剩餘勞動人口不得不背井離鄉，到沿海地區打工的時候，中國註定會出現春運難的問題。

　　針對這一世界性難題，一部分經濟學者主張提高運輸的價格，緩解春運供需矛盾。然而，決策者面對那些工資微薄的外出務工者，實在難以作出提高價格的決策。還有一些人希望增加鐵路運輸的供給，解決春運難題。可是，這種週期性的人口遷徙，決定了鐵路運輸部門不可能大量增加運力。另外有人覺得，交通運輸企業應當進行技術創新，以此緩解春運壓力。

　　這些建議都有道理，但都無法解決所面臨的問題。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轉化的過程中，我國資源的配置出現了嚴重的失衡，中西部地區急需大量的資金技術和企業，而東部沿海地區則急需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正是這種特殊的資源結構，導致中國出現了世界上罕有的春運現象。

　　我們無法改變自己的文化基因，但我們可以通過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可以設想，如果東部沿海地區企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或者在中國的中西部地區設立資本市場，籌集資金，實現資源的快速整合，那麼，一年一度的春運難問題就會得到有效地緩解。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加快交通設施建設，大力發展多元化的交通系統，進一步提高運輸能力；另一方面也應該加快社會結構改革，盡可能地實現資源的合理化配置。在中國這樣一個生産力發展極不均衡的國家，允許每個地區根據本地生産力發展水平合理地配置資源，可能更有利於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全局性問題。從全局的高度分析，人為地加快資源的跨流域流動，就有可能出現“規劃不經濟”的問題。換句話説，正是由於過分強調資源的整體佈局，才導致出現類似于春運這樣的全國性難題。中央政府應當審時度勢，充分發揮各級地方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物盡其用，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各地勞動者的積極性。

　　在有關“城市化”還是“城鎮化”的爭論中，中央政府已經作出了明確的選擇，那就是通過走“城鎮化”的道路，儘快使中國從農業社會變為工業社會。在現代化的征程中，我們須從改善中國社會結構入手，解決春運中所存在的問題。而技術上的改進，雖有益局部，卻無法最終解決社會轉型時期資源配置的不均衡。　(喬新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