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祝頤

　　農民工一詞本身並沒有多少歧視色彩。農民工真正需要的是權利、地位平等與一個溫馨的家園,而不是什麼“稱謂”名分。一代農民工也好,二代農民工也罷,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權利、地位問題,即使稱農民工為“上帝”、“金領”也沒有多少現實意義。

　　1月11日,李方平等八位律師、學者向國務院寄出《公民建議書》,認為“農民工”稱謂存在歧視成分,不利於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提請國務院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政府行文中變更“農民工”稱謂,並借此推動城鄉戶籍平權。(1月12日《大河報》)

　　應該説,律師建議變更農民工稱謂,傳遞出尊重進城務工農民的可喜信號。但是換個角度看,稱謂只是一個代號,變更字面上的“農民工”稱謂意義有限。農民工一詞本身並沒有多少歧視色彩。農民工真正需要的是權利、地位平等與一個溫馨的家園,而不是什麼“稱謂”名分。一代農民工也好,二代農民工也罷,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權利、地位問題,即使稱農民工為“上帝”、“金領”也沒有多少現實意義。取消“農民工”稱謂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尊重,並不是脫胎換骨為農民工群體正名的破冰之響。

　　現在,政府與社會都在關注農民工,為維護農民工權益作出了不少努力。比如,社保待遇全國“一卡通”；提高農民工工資,清理拖欠工資；用居住證取代暫住證；將農民工子女納入城市義務教育序列,建立覆蓋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在內的農民工社保體系,將農民工住房問題納入城市發展規劃,給農民工辦理公積金,稱呼農民工為新市民、工人。這些都是看得見的進步。

　　但我們同時看到,因身份差別導致農民工與市民權利不平等的問題仍然客觀存在,比如,農民工普遍收入低微,他們在城市沒有屬於自己的住房,高企的房租成為他們的不能承受之重。城鄉公民同工不同酬、同傷同死不同賠,子女入學難,就醫難、買房難、維權難等。生活的壓力,老闆的霸道,城裏人的歧視,法律制度不給力,不少農民工仍處於城市邊緣人的尷尬地位。最近還有政協委員建議政府設置生存環境壁壘,讓一些外來人口主動離開城市。

　　其實,判斷城市是否尊重農民工,問題不在變更“農民工”稱謂,而在於這個群體的生存發展權利是否受到尊重。只有從法律制度層面消除對他們的歧視觀念,全力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尊重農民工成了習慣,幫助他們享受到城市發展與改革的成果,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才能讓他們感受到城市的包容胸懷,他們才敢理直氣壯地説自己不是“農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