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是對客觀事物同一性的把握。“農民工”之稱謂，是對戶籍在農村、勞作在城市、春運期間城鄉大遷徙的這個群體的把握。這個群體非常龐大，具有不可忽略的數億之眾。這種遷徙，也讓“春運”成為世界罕見的中國“國情”。有關“農民工”稱謂的討論，由來已久，這也是公民意識的覺醒、憲政觀念的萌動。不少城市在媒體上，早已把“農民工”稱作“新市民”。

　　1月11日，李方平等八位律師、學者向國務院寄出《公民建議書》，認為“農民工”稱謂存在歧視成分，不利於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提請國務院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政府行文中變更“農民工”稱謂，並借此推動城鄉戶籍平權。近日，出席河南省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的省人大代表尹志國、劉祥、汪新平等也向大會提交建議，呼籲取消“農民工”稱謂（1月12日大河報）。

　　可是，能把“農民工”之稱謂，修改成一個什麼樣子的法定名詞呢？深圳人大代表也在深圳提交本地提案，建議統一“非深戶籍勞動者”為“援建者”。本想用“來深建設者”的稱謂，統一替代“農民工”、“勞務工”、“外來工”，但是“來深建設者”5個字比較煩，“援建者”3個字利落些（1月12日廣州日報）。其實，“援建者”比“農民工”更加殘酷無情。“農民工”尚可通過所謂“積分”，或者突出貢獻，或者購房，等渠道成為本市正式居民，而“援建者”是永遠的“外來者”援建工期結束之時，便是捲起鋪蓋掃地出城之刻。

　　所以，不從根深蒂固的意識觀念中徹底清除藐視農民公民權利的錯誤，不從國家政策層面完全落實憲法賦予農民的平等國民權利，想從變更“農民工”稱謂來糾正對農民兄弟的歧視、並推動城鄉戶籍平權，那只是緣木求魚般的良好願望而已。完全忘記了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只有從立法、政策上糾正戶籍歧視，落實農民的平等國民待遇，落實農民工與打工地居民同等公民權利和國家福利，農民工和本地居民的差異自然逐漸消失，“農民工”稱謂將自然淡出口頭禪和視野。

　　否則，無論“農民工”稱謂改成什麼玩意，都是換湯不換藥，這個群體還是那個“農民工”群體。“農民工”的權利得不到落實，還在稱謂上被人説三道四，任意玩弄，自己對自己的稱謂都沒有話語權，顯得更加悲催。因此，各地地方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大代表，真的想履行人民代表的職責，為落實農民工的公民權利做些實事的話，就不要再在稱謂上糾纏兜圈子浪費資源了，而是要在檢查對照、質詢質疑國家政策和政府行政行為中有哪些歧視農民工的現象上下功夫。（柏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