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大河報》報道：1月11日，李方平等八位律師、學者向國務院寄出《公民建議書》，認為“農民工”稱謂存在歧視成分，不利於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提請國務院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政府行文中變更“農民工”稱謂，並借此推動城鄉戶籍平權。1月12日《廣州日報》報道，深圳人大代表建議稱農民工為援建者，將其成為一個專用名詞使用，以體現沒有歧視、體現尊重。

　　提出給農民工改稱謂，本意是好的，釋放出的是進步的信號，即不要歧視農民工而要尊重農民工。

　　稱謂就是一種具有區別意義的符號，通常無所謂褒貶。説到農民工的稱謂，沿用多少年了，就是指來自農村的、進城打工的農民兄弟姐妹，對於絕大多數的城市居民和農民工來講，均沒感覺到這個稱謂有歧視之義。因此，提出給農民工改稱謂以消除或避免歧視農民工的理由，似乎不充分。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進城打工，成為當地建設的生力軍。然而，由於體制性等諸多原因，農民工在融入當地的主流生活方面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困難。在工資收入、住房、醫療保險、子女教育、養老、社會福利等方面，他們沒有得到和當地居民一樣的待遇，沒有平等地享受到當地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能否享受到當地政府所提供的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這是農民工最為關注的。如果這個讓農民工牽腸挂肚的問題不解決，農民工得不到實惠，即使改用了稱謂，又有多大實際價值？因此，與其為農民工改稱謂，不如設法解決讓農民工牽腸挂肚的實際問題，在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上讓農民工得實惠。在這個問題上，當地政府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應由當地政府統籌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平臺，讓農民工與當地居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不斷縮小農民工與當地居民之間的差距。

　　尊重農民工，不歧視農民工，需要真正轉變了觀念才成，絕不是改變了稱謂就能了事的。如果觀念根本沒有轉變，對農民工成見很深，骨子裏依舊輕蔑農民工，即使改了稱謂也白搭。

　　改不改農民工的稱謂，農民工最有發言權，我們應當聽取尊重他們的意見，在適當的時候，不妨讓他們自己來討論表決，大可不必由我們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