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李方平等八位律師、學者向國務院寄出《公民建議書》，認為“農民工”稱謂存在歧視成分，不利於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提請國務院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政府行文中變更“農民工”稱謂，並借此推動城鄉戶籍平權。近日，出席我省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的省人大代表尹志國、劉祥、汪新平等也向大會提交建議，呼籲取消“農民工”稱謂。（1月12日《大河報》）

　　近來，關於取消“農民工”稱謂的呼聲和建議一直不斷——去年12月20日，省委書記盧展工在省領導與社科界專家學者座談會上，呼籲加快戶籍改革，取消帶有歧視性的“農民工”稱謂。今年1月3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提出，廣東將加快研究並適時出臺取消“農民工”稱謂的政策措施，促進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真正融合。

　　取消“農民工”稱謂主要是因為其帶有歧視之嫌，為此，深圳人大代表建議將“農民工”改為“援建者”。筆者不禁要問：取消了“農民工”稱謂，將其改為“援建者”，難道他們就不受歧視了嗎？在我看來，如果只改稱謂不改待遇和地位，即使稱謂再好聽，也難逃被歧視的命運。

　　比如，“小姐”原來還是一個褒義詞——形容年輕漂亮的女子。然而，近年來有人將“妓女”稱謂改為“小姐”，可以説，“小姐”遠比“妓女”名字好聽，但“小姐”稱謂並沒有改變人們對他們的歧視，反而是把“小姐”這個褒義詞變成了貶義詞。再比如，我們現在的地方官員，原來人們稱之為官員大老爺，現在改為“公僕”——人民的僕人，雖然這個稱謂不好聽，卻沒有任何人去歧視它們，反而羨慕不已，人人都想成為“公僕”。顯然，某類人受歧視與否的關鍵不在於稱謂。

　　眾所週知，我們的“公僕”、公務員們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有著穩定的收入、豐厚的福利待遇，甚者還有一些“灰色收入”等等，能得到公眾的“尊重”。反觀我們的“農民工”們，他們收入不穩定、工作環境差、沒有任何福利保障，而即便是那點工錢還要被老闆拖欠，無疑，待遇差和地位低才是他們受歧視的根源，而非稱謂。

　　所以，筆者關心的不是“農民工”稱謂會被哪一個沒有歧視性的詞語來替代，而是“農民工”稱謂被替代後，這些進城務工人員的就業、住房、醫療、社會統籌等，能否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服務。如果農民工的這些待遇和地位問題解決不了，再好的稱謂又有何用？農民工需要的不是華而不實的稱謂，而是實實在在的待遇和社會地位。

　　(來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