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驪等4名廣東省人大代表提出“統一非深戶籍勞動者稱謂的建議”。其認為“來深建設者”的稱謂目前使用並不廣泛，建議使用“援建者”這一稱謂，將其成為一個專用名詞使用，以體現尊重。(1月12日《廣州日報》)

　　我能充分理解一些人士建議取消“農民工”稱謂的善意，我也樂見“援建者”等稱謂替代“農民工”成為新的專用名詞。但我終究覺得，一方面，“農民工”這個稱謂更多是個中性詞，如果不是主觀意識的傾向，它並不存在歧視的成分；另一方面，和全局性的打破戶籍壁壘、保障農民工權益等“宏大命題”相比，給農民工“改名”只是“小事一樁”，並不特別重要。如果城鄉戶籍壁壘能夠打破、農民工的權益能夠得到全面保障，進一步説，如果民眾能夠實現自由自在、毫無約束的遷徙，無論身在何處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權益、得到充分的尊重，誰還在乎是不是“農民工”的稱謂呢？

　　其實，對農民工兄弟而言，他們最迫切需要的，不是自己稱謂的變化，而是自身權益狀況的改善，比如每年年底都會存在的農民工討薪難問題。不可否認，在地方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努力下，前些年常見的極端討薪行為減少了，農民工權益保障得到了加強。但是，與其他勞動群體相比，在新《勞動法》等法律法規面前，不少農民工兄弟仍被區別對待。

　　所以，和很多人一樣，我更願意看到，給農民工“改名”只是相關人士“借來”的一個外殼，其“內核”承載的是相關方面持續加快推動戶籍改革的決心與毅力，以及願意為這種改革而付出的包括財政支出、政策變化、舉措跟進等務實行動。前幾天，一位地方官員還拿出一份“不成熟”的提案，建議深圳增加外來人口居住成本，設置生存環境壁壘，讓他們“無地可住而不得不離開”。儘管這種“非主流聲音”不可能大行其道，但一些人士特別是個別社會管理者萌生的這種保護既得利益的衝動，很顯然會成為阻礙戶籍改革的不容忽視的阻力。

　　其實，在自上而下的戶籍改革未能全面深入推進的當下，地方自下而上的嘗試完全能夠大有作為。以成都為例，自2011年4月1日起，成都市非城鎮戶籍從業人員綜合社會保險與城鎮職工社會保險並軌，進城務工人員長期以來不能與城鎮職工享受平等社會保險待遇的情況，在成都從此成為歷史。

　　在戶籍改革的問題上，成都市目前的做法也許並不徹底，但就全國範圍而言，應該算是領先。所以，對於想在戶籍改革上有所作為的地方而言，在響應號召給農民工“改名”的同時，更重要的還是要用具體而有效的行動，完成和成都市程度相當的戶籍改革，而不要像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段成榮教授指出的那樣，借著戶籍改革的名義，“單純為了提高城市化比重”，或者只是“盯上了”農民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