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家試圖給農民工撕掉一個歧視性標簽的時候，卻又給他們貼上了另一個歧視的“標簽”。農民工“被改名”，既反映了農民工群體權利的貧乏，也深刻揭示了社會表達權的失衡。

　　據報道，近日，李方平等八位律師、學者向國務院寄出《公民建議書》，認為“農民工”稱謂存在歧視成分，提請國務院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政府行文中變更“農民工”稱謂，並借此推動城鄉戶籍平權。

　　很久以來，不斷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提出給“農民工”改稱呼，其出發點是好的；可是，他們給出的改名方案，卻亂象紛呈。

　　有地方把農民工叫做“新市民”，有的叫做“新産業工人”，高驪等4名深圳市人大代表建議使用“援建者”。

　　“農民工”這個名稱，的確體現著城鄉壁壘、戶籍鴻溝，但是，用什麼名稱取代“農民工”？

　　確實，很多人看到了“農民工”這個稱謂背後的歧視。可是，這種歧視本身是一種權利歧視，而不僅僅是語言的歧視。要改變權利的歧視遠遠不是給農民工改個名字這麼簡單。有人或許認為，改變農民工的處境，保障農民工的權利，不妨先從改稱謂開始。但是，不先解決權利歧視的問題，不先讓農民工和市民享有平等的權利，城鄉二元體制仍然存在，那麼，即使農民工的名字改了，他們如果照樣被排斥在各種城市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之外，他們的孩子上學仍然不得不交贊助費，改名又有多大意義？

　　實際上，農民工在哪個城市工作生活，都應該是那裏的市民，而不應帶個“新”字。農民工在哪個工廠做工，本質上都是工人，何必要稱作“新産業工人”。至於“援建者”，更是容易讓人想到中國人對國際上友好國家的支援建設。

　　當大家試圖給農民工撕掉一個歧視性標簽的時候，卻又給他們貼上了另一個似乎好聽一點，但還是帶有歧視色彩的“標簽”。當大家在給農民工忙著貼各種各樣新標簽的時候，卻很少有人去問，他們是否同意，是否喜歡？農民工們最真切的利益訴求是什麼？

　　這就是一種令人遺憾的現實。在給農民工“改名”一事上，既反映了農民工群體權利的貧乏，也深刻揭示了社會表達權的嚴重失衡。到現在，我們常常聽到地方政府官員的表態，也聽到過律師、學者和人大代表的聲音，可是農民工自己的意見是什麼，卻很少聽到。已經有農民工當選人大代表，這些農民工人大代表是什麼意見？

　　要給農民工改名了，可是當事人卻沉默，甚至被沉默。“農民工被改名”説明，一些擁有決策權和話語權的人士，尚未真正用平等的思維來看待農民工，解決農民工的問題。

　　改變社會對農民工的歧視，先從保障他們享有平等的權利開始。如何保障他們平等的公民權利，至少不能從忽視、漠視其意願與表達權的“被改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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