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崇年

　　“農民工”、“外來工”等稱謂帶有一定歧視性的意味，珠海作為經濟特區，具備率先取消這些稱謂的條件，應該改稱他們為“特區新市民”。本次“兩會”期間，市人大代表蔣濟舟建議在我市將“農民工”、“外來工”等稱謂改稱“特區新市民”。 (1月9日《珠江晚報》)

　　關於給農民工改稱呼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多年前，社會上就有人提出這個想法。有人認為：給農民工改稱呼是體現一種文明細節，是對農民工的尊重，筆者以為這是一種矯情。

　　我國有1.6億多農民進城打工，過去他們被稱為“打工仔”、“打工妹”，後來逐步習慣稱其為“農民工”了。其實“農民工”這個稱呼本沒有什麼身份歧視的含義在內，就像“軍人”、“幹部”、“教師”等稱呼一樣，大家只是身份不同而已。而身份本身不帶有歧視性，在稱呼上做文章沒有必要。農民工們根本不在乎什麼稱呼。正如一些農民工所説：“改個再好聽的稱呼也改變不了我們的實際身份。欠薪問題解決不了，就是稱呼我們為老‘祖宗’、‘上帝’又能怎樣？”

　　誠然，對農民工的關注從充滿良知的呼籲到可以觸摸的關愛，這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但現實中，我們常常看到一直生活在城市邊緣的農民工卻沒有真正享受到“國民待遇”。他們為城市的建設、發展默默無聞的奉獻，幹著“城裏人”不願幹的臟活、累活，吃著粗食淡飯，住著矮小的工棚，辛辛苦苦掙得的血汗錢還要靠“跳樓討薪”之類的過激手段來獲取。從農民工誕生的那天起，他們就帶著宿命的隱疾而成為弱勢群體。

　　“農民工”這一稱呼並不是一個問題，真正的問題不是稱呼怎麼改，而是怎麼消除對農民工的身份歧視、怎麼妥善解決民工的“國民待遇”。作為一支推動中國城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生力軍隊伍，農民工們的權益保障已成為城市利益相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農民工的接納不應僅僅因為對其勞動力的需要，更是整個社會發展的需要。那些用工限制、戶籍歧視、子女入學築起重重壁壘，從長遠來看將令城市的發展之路堵塞。

　　億萬“農民工”的出現將對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隔閡帶來巨大的衝擊，再沿襲原有的城鄉分割的種種制度安排顯然已不合時宜。關注農民工、善待農民工不是給他們一個好看的“名分”或一種好聽的“稱呼”，而是應給予他們公平的“國民待遇”。不僅要關注農民工的經濟待遇，也要關注他們的政治待遇。諸如，為農民工建立起制度化的保障平臺，建立與農民工密切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為農民工的權益保障立法，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把從政策制度上的關愛化作一些實實在在的具體行動，讓他們享有和城裏人一樣的政治、經濟待遇，在同一片藍天下共同沐浴陽光。讓他們的工資不再被拖欠、子女入學不再被另類，休息權等基本權利得到保障，為他們“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這比改稱呼更實惠，否則再好聽的稱呼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呢？套用魯迅的一句話：“如此許配給我一個好稱呼，不妨現在就請我吃碗雲吞面。”稱呼別忙急著改，先把好事辦實在。(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

　　(來源:四川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