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些省提出將加快研究並適時出臺取消“農民工”稱謂的政策措施。呼籲社會慎用“農民工”這一稱謂，原因是這一稱謂帶有歧視色彩。去年12月25日河南中牟縣對優秀務工農民進行表彰時，就把以往的“農民工”三個字換成了“新型合同工人”。

　　近年來，從政府到學術界到民間社會，很多聲音都在呼籲為“農民工”改名，也有一些地方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實際工作。這些提法和做法無疑是值得肯定與提倡的。長期以來，農民工群體從事著的多是又苦又累的工種，生活環境較差，使得“農民工”三個字一定程度上貼上了受歧視的標簽，往往與文化程度不高、臟亂差等劃等號。因此，取消這一稱呼，體現了地方政府對農民工群體的一種尊重意識。

　　但是，從根本上來講，農民工群體受歧視，並不單純是因為“農民工”這個稱呼。“農民工”指的是“農業戶口的工人”，從稱呼本身來講是一個客觀表述，並無歧視含義。只不過，因為城鄉二元結構和發展差距的存在，造成農民工進城後和城市職工無法享有平等的待遇，從而使得“農民工”這個稱呼帶上了歧視性的色彩。

　　早在2007年4月，東莞市政府就為了提升近千萬農民工在東莞的社會地位，改名為“新莞人”，在全國可謂領先一步。將農民工改名為“新莞人”，不再稱其“農民工”，他們的社會地位得到了多少提升？城市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又到底如何呢？作為一名“新莞人”打工者朱忠保説，他在東莞生活的近二十年時間裏，對“農民工”改名為“新莞人”的前後，其城市的認同感、歸屬感到底有無發生多大的變化，社會地位有多大提升，生活水平有多大提高，用一句話來説，基本上是“換湯未換藥”，絕大多數“新莞人”工資還是那個工資，地位還是那樣的地位，生活還是那樣的生活，並未有多大改變。

　　農民工是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産物，是特殊歷史時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正是因為有這個特殊群體在很多方面無法和城鎮職工劃等號，才有了“農民工”這個專門的稱呼。因此，僅僅從稱呼上取消“農民工”還是不夠的，對於這一在城鄉夾縫中生活的特殊群體而言，他們更盼望的是，政府如何能從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提升農民工整體素質，改善農民工生活、就業狀況著手，使農民工在戶籍、就業、社保等方面完全等同於城鎮職工。只有這樣，“農民工”才算是真正退出了歷史舞臺。

　　提出取消“農民工”稱謂可以説是對農民工的關心，但為農民工多作些實事，可能更重要。比如，今年春運火車票網絡出售，有農民工通過媒體投書鐵道部，直言網絡售票對一些農民工而言“太複雜，不太切合實際”。於此，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門，要真正促進實現農民工與城市的融合，可否敦促有關部門提供更合理的售票策略，開闢更多農民工團購票渠道，提供更多有針對性的售票服務，或許能讓農民工的春運之旅更加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