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認為，在分稅制問題得到解決的前提下，“十二五”期間，應抓住機遇儘快打造地方稅體系。簡單而言，需要依託以下兩大支柱財源進行建設。

　　首先，是在上海、重慶已先行先試的不動産稅或房地産稅，實質就是從物業稅的思路，推進到以房産稅名義來啟動的改革。它引入兩個非常關鍵的制度因素：第一，對於一部分消費住房也要徵收房産稅；第二，房産稅徵收，是在保有環節評估稅基之後年復一年地實施。這兩大制度特徵就使其具有了國際上可比較的不動産稅、房地産稅或在美國所謂的財産稅的特徵，在中國它將成為提高“直接稅”比重的第一位的改革任務。財産稅裏還包含有遺産稅、或稱遺産和贈與稅。中國必須建立財産稅制度，市場經濟需要合理的財産稅制度框架，這涉及到全局性的配套改革問題。

　　對於財稅配套改革的直接意義在於，它可以成為地方稅體系中的主力、支柱型的財源，使地方政府的內在動機和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政府職能合理化，形成內在的契合。通過設置這個稅種，地方政府將意識到優化本地投資環境、提升本地公共服務水平，轄區內的不動産就將進入升值軌道。那麼每隔一段時間重評一次稅基，就是其財源建設實際套現的具體機會，與發展當地經濟社會諸事項的戰略目標相內在配套的財源建設問題，就能得到基本解決。當然，它還會對收入分配的優化産生明顯的正面作用。收入分配必然聯絡到財産性收入的分配，聯絡到中國經濟在轉型期間不動産的迅速升值。那麼對收入分配狀況進行優化，必然需要通過不動産保有環節的稅收，適當矯正財産差距所産生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效應。

　　其次，應著重在中國西部地區實行資源稅，因為西部地區尚不能通過房地産稅來提供強支撐力的收入來源。2010年下半年在新疆啟動的資源稅改革就表明，這些地方資源富集區，資源稅可以成為地方稅中具備支撐力的稅源。

　　實行資源稅的正面效應，與科學發展觀所要求的節能降耗關係密切。它將有利於以經濟手段刺激市場主體，在生産過程中節能降耗，開發節能降耗的工藝、技術和産品，這種正面效應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意義。2011年下半年，資源稅改革的區域覆蓋面已逐步擴大，一年可使地方財政增收約600億元。隨著今後品種覆蓋面的擴大，其對地方財政的支撐力將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