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溫州都市報》刊登了一篇《一個農民工寫給鐵道部的一封信》，來自重慶的農民工黃慶紅説，他和工友們都不會網上購票，而即使網上有票還需要開通網銀，他們也沒有。黃慶紅因此向鐵道部抱怨，“前幾年，春運買票只要排隊就行，先到先得，拼的是體力，總有一份希望存在。你們弄了這個網絡購票，對我們來説太複雜，太不切實際了”。

　　正如黃慶紅所理解的那樣，實行網絡購票是為了減輕窗口的壓力，也確實能方便很多人。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到這種方便，黃慶紅所代表的農民工中不會使用網絡或沒有網銀的人數量巨大。

　　類似這種現象其實在其他事件中也司空見慣。現在各級政府都在大力加強政務網站建設，很多規章制度都發佈在網上。但大量的低收入群體買不起電腦，也不會上網，更不懂得如何通過政務網站向職能部門寫信反映問題。結果，本來網站上刊登了不少為農民辦事的信息，但農民卻看不到。

　　成都一家都市報有一個幫讀者向有關部門問問題的欄目，結果很多農民工都問孩子如何上學、工作時如何交保險、身份證遺矢如何辦理等問題。這些內容要麼政府網站上有，要麼可以很方便地從網上查到政府部門的電話，網上還有很多相關的信息，但千千萬萬的農民卻不知道。如果政府認為只要有關信息在網站上刊登了就算完成公開發佈的任務，那大量農民將被排斥在信息接收者之外。

　　過去一年，各級政府和官員開微博蔚然成風。但另一方面，中國還有比微博用戶多得多的人不會用微博，甚至不知微博為何物。政府部門和官員的精力是有限的，當其將主要精力放在通過網絡發佈信息、聽取意見並以此為作為判斷各類問題輕重緩急的依據時，那些接觸不到網絡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農民這樣的弱勢群體，連引起政府注意的機會都降低了。現在不少農民不得不通過網絡來反映問題，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引起政府關注，可誰知道那些不太懂得上網技巧的農民，是費了多少週折才將自己的訴求搬到網上的？

　　先進的技術走得太快，部分人就會被拋下並且越拋越遠，直至成為邊緣人。加拿大學者文森特莫斯可就引用了美國科技署1990年的一個報告説，能夠策略地運用信息與傳播設施的群體與不能這樣做的群體之間，差距將會加大。因此，對於政府網站、政府部門和官員的微博以及當下的網絡購票，在看到其積極意義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反思：先進的技術在方便了部分人的同時，是否也在無形之中傷害了無法使用先進技術的人？在政務快速網絡化的發展過程中，來自弱勢群體的意見反饋能佔到幾成，其會不會使得決策者更多看到的是城市議題而農村議題被邊緣化，農民的訴求多大程度上被先進而昂貴的技術擋在決策者的視野之外？

　　因此，中國的政務網絡化，包括網上購票之類的步子能否邁得慢一點、幅度小一些，等一等那些尚處在追趕階段人？在政府的財力、人力有限的情況下，將必要的資源轉移到他們可以方便接觸的溝通方式上來，比如官員下基層、接待上訪與網上聽取意見的時間分配，既通過網站也通過佈告、報紙等形式公開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