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年頭歲尾，都是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高發期。農民工的尊嚴能否得到維護?有數據表明，2011年，全國各級工會共受理勞動爭議36.2萬件，其中主要為拖欠工資。由此可見，拖欠民工工資嚴重狀況可見一斑。即使是進入司法程序的欠薪案，民工勝訴後又往往會陷入“執行難”。

　　早在2010年年初，國務院辦公廳曾就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專門下發緊急通知。通知所涵蓋的諸多措施，幾乎是對這些年來解決這一問題所有常規思路的一次集中列舉。政府分級負責，屬地管理，從運動式的“行政專項檢查”，到寄望于長遠的長效機制建設，留足應急墊付資金，建立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幾乎無所不包。但一年多過後，問題依舊，輿論依舊，試圖解決這一頑疾的措施也依舊。

　　其實，拖欠民工工資不僅是個道德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問題。與良心缺失有關，更與管理不善有關。從根本上説，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之所以成為頑疾，是制度缺失導致農民工權益無法得到保障。雖説期盼資方對農民工良心“發現”的動機是可以理解的，但良心不會與生俱來，唯有從制度上增大隨意損害農民工利益的風險，才能約束用工方拖欠民工工資的衝動。拖欠民工工資不僅關乎著企業的良心，還拷問著官員的責任擔當，拷問著全社會的法治意識，而這些指望用工方良心發現和道德自律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畢竟，制度不給力，相關部門不給力，就算是良心的譴責再給力也白搭。

　　事實上，從制度措施上構建農民工工資保障機制，並非沒有可能。此前一些地方已經做出可資借鑒的嘗試。比如，政府部門提早介入，要求用工方在工程開工前向政府部門交納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如果發生工資拖欠行為，不僅給予行政處罰，還將沒收保證金。可見，化解民工欠薪痼疾需要智慧，需要整體性的制度反思，需要構建糾紛解決機制，也需要對法律途徑、法治精神的集體信仰。希望各地拿出切實可行的措施為農民工討薪撐腰，確保農民工及時足額領到工資，讓他們開心回家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