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河報》12月21日報道，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最近在一次座談中提出，農民工這個稱呼是對進城務工人員一個很大的歧視，呼籲取消這個稱呼。

　　農民工，不知道從何時起就成為了進城務工人員的稱謂。如果不是盧書記這一語驚醒夢中人，我們似乎還認為這個稱謂是理所應當的，就該這樣叫。提起農民工，許多人腦海裏會立馬出現“民工”、“盲流”、“廉價勞動力”這樣的字眼，稱呼他們是“農民工”，似乎還是客氣的。但是，深究一下，這樣確實如盧書記説的那樣，是沒有道理的，應該取消的。

　　沒有人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是幹部、是工人、是商人、是藝術家……各行各業，士、農、工、商，卻只有農民生下來就貼上了農民的標簽。在家務農就是農民，出外打工就是農民工。農民工跟在城市裏土生土長的工人有差別麼？他們可能幹著一樣的工種，一樣的工作量，卻因稱謂的不同，衍生出來的各種變得不同。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價的事情還少麼？

　　我們的政府，已經意識到農民工的問題，近幾年也逐漸地在改進農民工的待遇，但是盧書記的這一提議，相較之前的改變，更是一大進步。從思想上，糾正了我們對這些進城務工人員的歧視，猶如一記春雷，驚醒了我們這些自以為還算關愛農民工的“偽善人”。在我們對他們進行關愛，就比如冬日贈送棉衣被時，或許一聲“大兄弟”而不是簡單的一聲農民工，對他們來説，會比捐贈的冬衣心裏還要覺得溫暖，因為這是對他們身份的認可，他們是我們的兄弟，是我們的一份子，而不是介於城市與農村的邊緣人群！

　　但是，我們也應清醒的認識到，對農民工的歧視，不僅僅是簡單的稱謂歧視，還有酬勞的歧視、醫療的歧視、子女受教育的歧視等等。而這種種歧視，就是種種的不公平，源於對他們保障制度的缺失，源於他們社會地位的地下。

　　所以，對於農民工來説，要改變的不只是名稱，還有各方面的權利，最重要的是對他們的尊重，社會的公平。比如，嚴格同工同酬制度，建立與城鎮職工一致的保險制度，保障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受教育問題等等。農民的錢袋子鼓了起來，腰板才會直起來；農民的子女與城市人的子女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才不會農民的代代都低人一等。只有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地位提高了，名稱的改變才真正起到了改變的意義，否則，即使換成“城市建設者”、“最可親的人”等稱謂，也依舊是“皇帝的新裝”，自欺欺人罷了。

　　社會學家托克維爾説過，“純由法律規定的尊卑，是人們所能想象出來的最大虛構！在分明是同類的人之間建立的永恒差別，是對人性的最大違反！”

　　因此，“農民工”一詞，應該是到了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了。但是，改變的不應只是名稱，還有農民工的社會地位、社會權利以及我們這些“城裏人”的所謂優越性……只有這樣，才真正實現了平等，才是一個社會和諧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