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祝頤

       “勞動部門作出的傷殘認定，法院卻不認可，我該咋辦？”10月28日，體內藏著3塊鋼板的湖南籍青年農民工梁立春一臉的迷茫。梁立春去年在為在海南五指山一建築工地幹活時，不慎從5層樓高的井架上墜下。經過上百天的治療，他大難不死。勞動部門鑒定為五級傷殘。但是法院不認可當地勞動部門作出的傷殘等級鑒定。曾經在老家教過梁立春的小學老校長楊東生自掏路費四赴海南，為梁立春討説法。（10月30日《海南特區報》）

       法院不認可五指山市勞動部門作出的傷殘等級鑒定，要求傷殘農民工梁立春將申請表報省級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審核。五指山有關部門説他們的工作已經全做完了，沒必要報省級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審核；而省裏有關部門答覆稱，他們只是審核，不是審批，沒必要再做什麼意見。法院、省市勞動部門之間“互踢皮球”，當甩手掌櫃，一個五級傷殘且喪失了勞動能力的人，他後半生將如何度過？傷殘農民工的悲慘遭遇令人心痛。儘管老校長為學生仗義討説法頗具視覺衝擊力，但是，傷殘農民工為何維權無門更值得關注。

       現實生活中，不僅傷殘農民工梁立春維權遭遇“踢皮球”，工傷農民工流血又流淚的事情比比皆是。前不久還有消息説，身為長春市人大代表、長春“百名模範女性”之一的柏川木業公司經理司義賢污衊工人故意受傷訛詐錢財。農民工傷殘維權難背後的社會之痛令人深思。從媒體披露的情況看，農民工傷事故頻仍的原因多與勞動條件差，勞動強度大，沒有受到專業培訓，企業安全防護措施不夠有關。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廣東商學院謝澤憲教授、中山大學黃巧燕教授等人曾開展過一項工傷課題調查。他們對珠三角地區38家醫院、1家職業病防治醫院的問卷調查表數據顯示，71.8%的企業發生過很多次工傷。絕大多數工傷者是青年人。他們據此認為，高速發展的GDP指標掩蓋了工傷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因此，從源頭上加強對農民工的勞動保護更為關鍵。比如，改善勞動者的工作條件，關注勞動者安全培訓、休息權利、工傷保護等等。儘管《勞動合同法》早已生效，但是我們不能寄希望於一部法律一勞永逸，加強勞動保護關鍵要看法律制度的執行力。除了對農民工加強勞動保護，預防工傷事故以外，工傷事故發生以後，為農民工落實工傷待遇也很重要。而有媒體報道説：在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援助的案件中，超過90％的農民工沒有辦理工傷保險，沒有一個用人單位主動申請工傷認定、主動支付工傷待遇。農民工在維權過程中只能自己承擔傷害造成的後果，這對原本生活艱難的農民工來説無異於雪上加霜，常常是“一人受傷，全家落難”。

       為農民工辦理工傷保險，本是法律的嚴正要求。但是，農民工存在流動性大，勞動關係確認難、時間長，農民工工傷待遇索賠程序複雜的問題。6名農民工均未簽訂勞動合同，也沒辦理保險，工傷後維權艱難，就是證明。而且，多數農民工就業技能單一，法律意識不強。為了保住飯碗，他們即使明知用人單位違規操作，侵犯其權益，也只能忍氣吞聲，違心接受不辦理工傷保險，不改善勞動條件等霸王條款，冒險工作、超負荷勞動。在逐利思維滲透到各行各業的當下，用人單位以影響發展和競爭力為由，也不願意交納工傷保險費。

       今年7月開始施行的《實施〈社會保險法〉若干規定》提出，因工死亡補助金標準為工傷發生時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該規定實現了工傷事故全國“同命同價”。但是，換個角度講，相關部門前移監管關口，加大企業違法生産成本，從源頭上堵住工傷事故漏洞，減少工傷事故更為重要。為了確保職工安全權利，司法救濟這道防線不能缺位，職能部門除了保護工傷死亡職工利益以外，還應為職工工傷傷殘賠償加上法律制度緊箍咒，深入一線查處違規用人單位，認真履行工傷認定賠償程序，防止工傷職工維權無門的悲劇不斷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