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下午，網友“汪剛強”在天涯、凱迪等知名網絡社區實名發帖稱，患者張強（化名）在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就醫時，與醫院收費人員發生口角。後者居然將患者的就診卡上姓名篡改為“張去死”。（12月29日《瀟湘晨報》）

　　“張去死”一齣，輿論矛頭便直指醫患關係，所有怨氣大都撒向了當事人和所在醫院，以至於這成了一個無以解開的死結。張強夫婦放著院方許諾的萬元賠償不要，而只要個公開的或書面的道歉和象徵性的一元賠償，如此高姿態與院方的低姿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民意指向下，針對醫患的評判與指責，或許本身也是一種道德層面的暴力，並不助於事態的化解，並真正構建和諧的醫患關係。

　　如果跳出醫患這層關係，單純從個體來看，這事就不值得放大。如同兩人罵街，産生這樣的結果，至少不是“空穴來風”，自有其某種原因，唯一的區別在於，雙方的責任和過程大小不同而已。患者和收費員發生口角，收費員之後的過激行為，應當算是這種情緒的延續，僅是其個體行為的表達，若沒有職業人的身份，這種性質跟村頭潑婦罵街沒有什麼區別。

　　每個人都有製造“張去死”的權利。既便套上職業特性，也沒有必要上綱上線，將個體之錯放大成行業之弊。猶記得，汕頭某醫院女護士的博主在自己的微博中，對病人生死相當冷漠，一心只盼著下班，並稱病人開始吐血不關自己的事。殊不想，個體的抱怨成為對整個醫療行業的一種評判，使公眾對醫療機構産生了更大的偏見。結果，先入為主的偏見，因此得到了放大，使社會公眾對醫療機構保持高度的懷疑和警惕，成了醫患關係對立的導火索。

　　事實上，醫患關係的維護，必須基於醫患雙方，甚至是全社會的共同努力。現在的問題恰恰在於，社會對醫療機構和醫生缺乏信任，對他們的職業操守保持天然的懷疑，一提到醫生就會聯想到收紅包、吃回扣，一想到醫院，就跟大處方、亂檢查，亂收費沾邊，一發生醫療糾紛，首先想到的不是協商和談判，而是“大鬧特鬧”；而醫院和醫生，自身的苦處無以訴説，久而久之亦不予合作，醫生跟患者之間不能成為朋友，缺乏溝通，關係越弄越僵，以至無以調和。

　　這種狀況，對醫患雙方以至整個社會都沒有好處，最終誰都可能成為受害者，醫療和社會管理的成本都會增加，無形中，整個社會都會陷入醫療行業的“公地悲劇”，每一個人在其間都顯得無能為力。

　　從這一點來説，對於“張去死”事件，我們不妨跳出醫患看，或是我們最現實和理性的選擇。這不是“得饒人處且饒人”的中庸，而是基於事實，重建醫療信任的一種努力。若是某一方以過高的訴求，無窮透支信任；或者整個社會輿論，以過高的道德姿態，設置互信門檻，便成了另一種暴力──希望以此對醫療機構和醫生形成倒逼，卻不想可能導致強烈抵觸。要知道，醫療機構也就僅是一個組織，醫生也就僅是一個社會個體，離開整個大環境的要求與訴求，不過是烏托邦的寓言。（唐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