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對於凱恩斯主義財政刺激和貨幣擴張政策向來持有懷疑態度，奉行審慎財政和堅挺貨幣兩大基本原則

　　在過去一年波瀾起伏的歐債危機中，有一個歐洲國家猶如中流砥柱般巍然屹立，在瀰漫金融市場的一片恐慌氣氛中，其主權債息差進一步收窄，成為歐元債券市場的安全港。這個國家還是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等危機國家的擔保者和主要資金來源，也是決定歐洲貨幣體系能否生存的關鍵。這個國家當然是德國。

　　這個人口8000萬的國家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世界第四大經濟及第二大出口國。德國人的勤奮敬業與節儉，是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特別推崇的品質。

　　就宏觀經濟政策而言，審慎財政與堅挺貨幣長期以來是德國的鎮國之寶，無論哪個政黨在位，都對此持有不可動搖的共識。無論在經濟週期的哪個階段，包括1973年的中東石油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德國都基本上奉行了這兩項原則。德國對於美國自2008年來所倡導的全球大規模刺激政策不以為然，並感到憂慮，認為低儲蓄高消費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源，而通過赤字財政刺激需求只會導致未來新的不平衡不穩定。儘管在財政刺激上非常謹慎，德國仍是全球經濟復蘇最早和最強勁的國家之一。

　　德國對於凱恩斯主義刺激政策的懷疑，很大程度上來自赤字財政實驗所帶來的後果。1989年柏林墻崩塌，東西德統一。為了重振東德經濟，德國實行了大規模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包括轉移支付、補貼和政府公共基礎設施項目，導致財政狀況的急劇惡化，使得德國經濟持續了十餘年的不景氣。

　　除了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對於審慎財政的偏離，德國基本上是一個財經政策上高度保守和謹慎自律的國家。儘管人口老化和高社會福利水平，德國今天的國債餘額僅為GDP的75%，為歐盟中最低，更遠低於日本的280%。在全球危機前，英國、愛爾蘭、西班牙等國信用氾濫、房地産泡沫嚴重，而德國的房地産價格基本上是一條水平線。

　　德國的清醒、理性與德意志民族的哲學思維傳統或許有關。但是，上世紀上半葉火與血的慘痛經歷是最主要原因。德國在1925年-1932年的財政失控與貨幣濫發，導致了惡性通脹，從而為納粹上臺鋪平了道路。 戰後西德首屆政府實行改革，重心是審慎財政、堅挺貨幣，並賦予獨立的德意志聯邦銀行惟一職責——謹防通脹從而維持德國馬克幣值的穩定，這為西德從戰敗後的廢墟中復蘇和增長奠定了牢固基礎。

　　在“二戰”結束後至1999年歐元問世，德國馬克一直是歐洲最強的貨幣，也是國際上最信得過的硬通貨之一，並成為歐元的基石。而歐洲央行基本上是建立在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模式上，總部亦設在法蘭克福。

　　出口占德國GDP的三分之一。但德國的出口競爭力不是來自於廉價貨幣，而是德國企業的生産效率、質量、品牌與技術。當歐元大幅升值時，法國、意大利抱怨不斷，德國卻從未把匯率視為核心問題。德國主要關心貨幣穩定與否，即通脹風險的高低。堅挺的匯率有助於遏制通脹預期，德國認為這正是經濟持續繁榮不可或缺的條件。在七國集團或G20的峰會上，德國甚至對於美、日等國就人民幣匯率問題糾纏不休頗有微詞。

　　可不是嗎？如果匯率是決定一國出口競爭力的主要因素，那麼比索在歷史上曾如自由落體般的貶值，阿根廷理應成為世界上最具出口競爭力的國家。同樣，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應當大大受惠于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貨幣的大幅貶值。但事實恰恰相反。

　　德國審慎財政與堅挺貨幣的經驗，對於中國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人民幣匯率改革，都有重要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