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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報道 繼希臘之後,意大利、西班牙債務危機加劇,近日又傳出法國將下一個“淪陷”的説法。德國總理默克爾稱:歐洲正處於二戰以來“最艱難時期”。
歐債危機引發“中國思考”。百姓歡迎的高福利制度為何成為歐債危機的“推手”?外貿需求萎縮給中國帶來哪些困擾?中國應從歐洲産業“空心化”中汲取什麼?
歐洲忙著“去福利化”我國急需“補欠賬”
德國媒體公佈了一組數據:被認為歐洲最勤勉的德國人每週上班4天至5天,一天有4.5小時午休和咖啡時間,人均年休假173天;另外一些事實:德國用於養老金等社會福利的負債高達5萬億歐元,希臘與意大利參議院先後實施財政緊縮。
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測算,歐洲國家佔據全球薪酬最高國家“前三甲”、幾乎全覆蓋的免費醫療、福利支出平均佔政府總支出的50%左右,其中法國高達70%。
“危機暴露出一些國家寅吃卯糧無力負擔高福利的弊端,歐洲可能因此進入‘去福利化’進程。”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田德文説,“但這不能否定高福利制度本身的積極意義。歐洲之所以長期保持穩定和經濟發展,則是受益於其福利制度。”
相比之下,現階段的中國需要探討的並非高福利是否可行,而是如何補上歷史欠賬,構建覆蓋城鄉的社保制度“網”。
43歲的甘肅人李代松3年前來北京打工,一雙兒女都在老家。上個月施工時摔傷了手臂,除工地上賠償的一部分外其餘800多元都是自己出。他有三盼:農民工看病減負、孩子跟來北京有學上、收入能提高一些好給父母養老。
“就業難、上學貴、不敢生病”,類似的困惑在低收入人群中很有代表性。近年來,我國社保體系建設取得積極進展,養老保險異地轉移接續等陸續出臺確立,但針對農村人口的戶籍改革、就業、培訓、社保等制度還有待完善,第二代農民工的子女教育等問題也期待取得新進展。
與此同時,腐敗、公款消費屢禁不絕,部分行業的“隱形福利”加重分配不均。
“不破則不立。”浙江省國際經貿研究中心主任張漢東説,“如果不破‘壟斷’,則我國每年增加財政支出提高社會福利的成果就會被抵消。”
“我們的做法要與西方有所區別。一些國家政府高築債臺支撐福利的做法不可取。”田德文説,“我們設計制度時應考慮公平、效率、與社會發展階段兼顧,特別是制度設計決不能‘嫌貧愛富’,不能讓基層勞動者‘出了力卻傷了心’。”
貿易保護再抬頭 結構“轉型”更緊迫
受歐債危機加深或導致美國銀行業信用惡化的影響,紐約股市17日繼續下跌近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將反作用於新興經濟體外貿出口。
數據顯示,今年前10月我國貿易順差收窄15.4%,其中10月份順差收窄超36%。世貿組織統計,前10月歐美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摩擦佔其發起總量的一半。
“歐債危機會拉低中國經濟增速0.5個百分點,出口減少7%。”法國外貿銀行經濟學家帕特裏克 阿蒂斯説,“中國正面臨世界貿易停滯和貿易保護主義風險。”
眼下,尚德、英利等國內知名太陽能企業正忙於對美國發起的“雙反”調查進行抗辯。本月10日,美國商務部正式立案對中國輸美太陽能電池(板)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這是中國清潔能源産品遭受的第一起貿易救濟調查。
“這是一個壞典型,一旦美國訴訟成功,其他國家可能效倣。”國內一家太陽能企業負責人説,“影響會慢慢體現出來,已有跡象顯示國外客戶開始持單觀望。”
從傳統剛性需求産品到新興産業遭遇反壟斷反傾銷,從做空“中國製造”到美參院執意通過人民幣匯率案,歐美主要貿易國這些行為均釋放出一個信號:爭奪海外市場和貿易順差的“戰鬥”已悄然打響,貿易保護主義再次抬頭。
並且,今年以來新興經濟體對我國貿易摩擦增多,上半年“金磚四國”對我國發起7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金額近7.8億美元,為歷年來最多。
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中國傳統外貿企業第3季度以來已感受到“陣陣寒意”。義烏海關數據顯示,當地外貿出口額環比2個月下滑,10月份對歐貿易環比下降超25%。商務部預計,我國出口環比增速回落的態勢可能持續到明年。
匯率上升、成本漲價、貿易摩擦,國內外因素交織讓一線外貿企業倍感壓力。
但也有一些企業正通過産品與管理創新,意在危難中尋機搶佔産業升級制高點。正泰太陽能科技公司是杭州一家大型太陽能生産企業,企業通過管理創新銷量不降反增,今年前三季度銷售收入同比增長近一倍。
“面對貿易摩擦,行業協會和企業要積極應訴。”國家發改委專家張燕生説。
“但根本上,還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降低對外貿易依存度,減少受人掣肘的風險。”他説,“一方面我國應當通過降低稅收、藏富於民擴大國內消費,加大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另一方面應當從調整産業結構入手,促進第三産業快速發展。”
警惕實業“空心化” “中國製造”需加力
歐債危機有一個顯著的産業背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歐洲金融服務業快速發展,但大量製造業外遷導致實體經濟“空心化”,經濟不振時無力“輸血”。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在歐債危機背景下部分地區和行業也“狀況頻出”,最近的一個例證便是溫州大量企業出現“債務危機”。
遊資從實體經濟“抽離”,四散進入房地産和高利貸領域,不但加大了我國房地産調控的難度,且直接推高了物價水平。“抑物價”已是我國目前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
溫州“債務危機”表像是高利貸,實質則是實體經濟“空心化”。調查發現,出現“空心化”苗頭的原因,一是對房地産和放高利貸暴利的渴求,二是做實業和産品艱難,三是“羊群效應”。
浙江一家服飾公司董事長徐政傑告訴記者,幾乎沒有不搞“多元投資”的:“別人炒房或放貸輕鬆進賬千萬,你做實業辛辛苦苦才賺人家零頭,這種刺激受不了。”
寧波華星輪胎公司原來有800多個員工,現在僅剩400多人了。談起日益萎縮的“家業”,董事長黃金德説:“融資難、用工貴、原料漲,讓人擔驚受怕。”
統計數據顯示,去年溫州“百強企業”中,除兩家房地産公司和6家建築公司外,40多家製造業企業無一不涉足房地産開發,其中不乏知名製造企業。
在溫州,一些企業關停轉行,一些企業外遷至東南亞國家,部分傳統行業已出現明顯萎縮。一度佔據全國産量90%的溫州金屬打火機行業已萎縮五分之四。近年來還不斷出現“不行動、不退出、不登出”轉做投機的“僵屍企業”。
一些地區實體經濟出現的新動向已引起政府重視,國家明確將小微企業作為重點支持對象,包括浙江在內的多個地市也出臺具體政策扶持小微企業。政策的鼓勵和支持之下,一些地區重新出現了企業“回歸”實體經濟的現象:
浙江思科國祥製冷設備公司已在東陽經濟開發區投資建廠,廠長陳俊健説:“廠區開建時,電力局、環保局、建設局還專程來看過,為我解決實際困難。”
截至今年8月,東陽市共引進了“回歸型”項目178個,簽約投資總額240億元。
有關專家指出,歐債危機警示我們,不論政策還是企業界都要有足夠的風險意識和預警機制,不能如“溫水煮青蛙”直到事態嚴重才重視。當務之急是梳理和清除影響“中國製造”的體制機制性障礙,改革和調控“擠壓”投機性資金在房地産領域的獲利空間,防止生産性資本“抽離”實體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