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空中國與做空中國是兩回事

　　中國當前確實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這些危險也是大腕們看空中國經濟的依據。

　　經濟學諾獎得主克魯格曼去年最後的時候，也加入看空中國的預言，在《中國會崩潰嗎？》一文中，他宣稱“經濟危機信號開始浮現”，“中國現在的情況跟以往的經濟危機發生前夕非常相似”。他質疑中國的數據，“是奇怪又無聊的科幻小説”，所以他對數據並不感冒；並認為在消費水平放緩後，投資支出“是由不斷膨脹的房地産泡沫所造成的”。至於中國能不能掌控危機，他“還清晰地記得同樣的保證也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當時的財政內閣官員認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應當説，克魯格曼看到的中國經濟面臨的這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但是，這些風險並非如他所言的那樣嚴重。

　　首先，中國式金融危機的確在爆發，民間借貸體系正在崩潰，一部分信貸資本在這種危機中也牽連進來。溫州、鄂爾多斯、安陽等高利貸體系的崩潰，正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民營企業告貸無門，房地産企業求錢若渴，這些都在反映中國當前金融領域的困境。然而，在企業紛紛因為資金短缺而破産或者面臨困境之時，銀行卻因為利差的擴大利潤頗豐，甚至不好意思公佈利潤。結構性貸款問題導致大量的信貸變成投機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這造成了兩難：如果收緊信貸，企業將會紛紛倒閉，如果放開信貸，投機資本泛起，通脹將危及經濟和社會安全。雖然有這些問題，但是，中國信貸體系整體上是可控的，畢竟中國銀行體系不可能出現破産風險，在紙幣體系下，也不會出現擠兌風潮。中國高層也看到此類問題，因此加大了對中小企業貸款的力度，限制權貴資本攫取信貸去放高利貸和投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危機的蔓延。

　　第二，中國房地産市場可能更傾向於軟著陸。的確，中國過去十年的黃金增長，有房地産驅動的成分。克魯格曼指出，“自2000年以來房地産投資所佔GDP比重幾乎翻番，且剩餘的大部分增長也來自於與房地産相關的公司的生産擴張以滿足房地産的需求”。事實上，土地貨幣模式與石油美元是一樣的道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當石油價格上漲時，需要印出更多的美元，更多的美元又驅動更高的價格。紙幣一旦失控，就會出現經濟泡沫化，似乎沒有國家會避免。問題是，就算房地産泡沫存在，也可以採取不同於日本的調控方式，避免經濟硬著陸。中國並非沒有治理泡沫的經驗，九十年代我們就治理了海南房地産泡沫。日本泡沫的處理方式不當，加息、升值以及加稅，沒有打在印鈔機的根源上，因此，這種處理方式很快促成了經濟大通縮的時代，才成為克魯格曼不信任日本和美國官員宣稱能夠處理危機但並沒有控制危機口實。

　　第三，債務出現危機，但並沒有顯著出現危機。中國地方債數據不清楚，但超過十萬億應當是可信的；中國家庭的負債很大程度是房産，特別是中産階層被房地産鎖定了；很多上市公司負債纍纍，效率很低。這些問題很多，不是一句話兩句話能説清楚的。西方債務危機的解決之道是印鈔，稀釋債權人的財富來解決，這也是西方走出危機唯一可選的道路，但是，這會帶來沉重的信用危機，其後果不僅僅是經濟的崩潰，也是政治的崩潰。中國各個層面的債務問題，顯然是不可能通過印鈔來解決的，這是一個共識，也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我們解決債務危機的首要選擇是控制，冬眠時代不冬眠，到處亂跑取暖最終會精盡而亡。凱恩斯的辦法有一個前提是貨幣幣值的穩定，現在紙幣時代，這個條件已經不具備了，怎麼辦，我們認為，只有擁有自控能力，才能避免車翻人亡的危險，否則，的確如醉漢駕車，險象環生。

　　第四，在我們看來，如果實業不崩潰，比強行維持金融體系要好很多，實業一旦毀損，其後果是不可逆的，金融體系雖然是命脈，但實業更是根本。匯率戰的背後其實是效率戰，而非僅僅是貨幣戰那麼簡單。在效率戰中，中國處於劣勢，但也意味著我們的空間會比較大，機會會更多。

　　大腕們看空中國與做空中國是兩回事，不是“看”就能“空”，不要迷信所謂的預期會自我實現，那與同一反復的咒語沒有任何區別，只不過借助經濟學等所謂的科學面貌重新包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