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控房地産理所當然，但房地産限購應適可而止，否則，房地産將從權貴市場經濟轉向計劃市場經濟。

　　7月1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加強房地産市場調控工作，其中包括嚴格實施差別化住房信貸、稅收政策和住房限購措施，遏制投機投資性購房，合理引導住房需求。已實施住房限購措施的城市要繼續嚴格執行相關政策，房價上漲過快的二三線城市也要採取必要的限購措施。

　　通常抑制投資投機性購房用信貸與稅收的辦法，提高房地産信貸成本以壓縮房地産金融杠桿，徵繳房産稅以增加持有成本，徵繳房産交易資本利得稅以減少房地産的資本利得。

　　限購則充滿中國特色，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部分房價上漲過高的一二線城市開始採取“限購”政策，限購在外地投資者佔多數的大城市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比如北京等城市，將一半以上不符合政策的購房者排除在房地産消費、投資群體之外。

　　限購令不可能獨立而行，最明顯的副作用是，一線城市由於限購房價企穩之時，相鄰的三四線城市卻由於投資者蜂擁而入，房價節節上升。如廣州限價，周邊的清遠等地房價上漲；北京限價，周邊的河北小城憑藉半小時、一小時經濟圈概念，房價扶搖直上。要想調控收效，最終限價必然推廣到所有城市，填平政策不同所造成的價格洼地。從金融角度來説，限購令是對民眾的資金用途進行局部管制，變相減少了貨幣的價值；從本質上來説，與商品短缺時代的憑票供應沒什麼區別。有錢想買房，沒有本地戶口？對不起，有錢也沒用，因為買房認錢又認證。

　　最後，長期實行限購令是房地産市場化的倒逼。雖然中國的房地産市場存在種種問題，但一個好處卻讓房地産市場有了充分的生存理由，那就是，通過商品房制度使勞動者擺脫了單位人的束縛，推動了全國勞動力大市場的形成，商品房市場與全國通用的保障體制一道，成為中國勞動力大一統市場的基礎。

　　既要調控房地産，又不能走市場化的回頭路，最好的辦法是通過信貸與稅收辦法改良激勵體制，使投資者知難而退。貨幣泡沫與房地産泡沫的關係眾所週知，擠壓貨幣泡沫必然去除房地産泡沫，美國的次貸危機中狂熱的房貸與房地産價格的關係，將成為房地産市場的典型案例。

　　稅收辦法可以收到立竿見影之效。今年5月4日，我國台灣地區公佈“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奢侈稅)條例”。根據規定，奢侈稅的徵收範圍涉及不動産、交通、保育、傢具等方面，不動産短期炒作被課以懲罰性稅收：對一年或兩年內轉賣非自用住宅及空地的投機行為，分別課以15%和10%的奢侈稅。該稅收出臺幾天之內，台灣地區房産價格驟跌10%。可見，不用限購手段，用奢侈稅等手段，可以獲得相同的調控結果。

　　以資本利得稅取代限購令正當其時。資本利得稅徵收便利，在交易時根據標的價格的高低，按照不同的稅率徵收。同時，還可以通過所持有的年限長短，對短期投機者課以重稅。資本利得稅與土地産權無關，而與資本利得密切相關，資本暴利重稅，微利少徵，排除了許多不可化解的矛盾。如果是個人改善性必要住房，可以在徵收之後返回，以實現公平徵稅。

　　房地産資本利得稅可以實現居住正義。在徵收奢侈稅之後，台灣地區行政部門負責人吳敦義曾解釋説，奢侈稅針對的是房價被刻意炒作的不公平現象，那些手上可能有幾處不動産的業主在很短時間裏轉手買賣，已成為房價高企的重要動力，若無法課徵到這種快速累積的財富，是一種嚴重的不公。

　　取消房地産限購，可以鎖定龐大的貨幣流動性，可以建立統一的房地産、勞動力全國市場；而徵收房地産的資本利得稅等，可以讓商品房市場成為中國保障房資金的源頭活水，可以讓房地産市場擺脫計劃時代的濃重陰影。

　　調控需要正確的激勵機制，而不是對行政權力的膜拜。由於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由地方主導的限購政策等必然成為左右為難、自招失敗之舉。

　　取消房地産限購，以長效改革取代短期行政手段，是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