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六十三歲題畫白菜時寫道：“余有友人嘗謂曰：‘吾欲畫菜，苦不得君所畫之似，何也？’余曰：‘通身無蔬筍氣，但苦於欲似余，何能到。’”

       齊白石土生土長，作田、種菜、放牛，受著純正的村野生活的養育和熏陶。後來學木雕，成了聞名鄉里的“芝木匠”。

       齊白石有“孩子氣”，即“老小孩”似的天真、可愛。譬如一隻青蛙被水草拴住了後腿，另外三隻不施救助，坐而旁觀；兩隻小雞爭食一條蚯蚓，但又免不了“他日相呼”；一隻老鼠跳到稱鉤上戲耍，題為“自稱”；一群蝌蚪明明看見水中的荷花倒影，卻爭相追愛；經常畫釣桿垂于水面，再畫幾隻小魚游過來，題為“小魚都來”；他畫小魚絲瓜，説“小魚煮絲瓜，只有農家能有此風味”；他反復描繪老鼠偷油，雖有“寒門只打一錢油，哪能供得鼠子館”的憎惡，但更多的是玩賞鼠兒的樂趣；當他畫出一隻老鼠咬著另一隻老鼠的尾巴時，忍不住寫下了“寄萍老人八十五歲新造樣，可一笑”的題記。

       齊白石的畫中總是響徹著一種世俗的、生意盎然的愉悅情調，滿眼天趣之中透露著對勞動生活的摯愛和信賴，俗中寓雅，雅中見俗。譬如矗立的半截荷梗訴説著蓮蓬剛剛收穫；偶爾立在梗頂的蜻蜓，昂頭翹尾展翅之勢，給人一觸即飛的靈動感。即便是那些已經離開泥土的白菜、蘿蔔，也都那麼鮮嫩、水靈，仍然那麼生機勃勃。就與他畫的蝦、魚、小雞一樣，貫串著生命之歌；就像他畫的籬笆、稻束、柴耙一樣，讓我們聯想、思念著齊白石充滿著“蔬筍氣”的鄉野生活。這種生活之歌、生命之歌，就是齊白石用他的筆墨精神譜寫的。

       白石老人繪畫藝術的“蔬筍氣”淵源深遠，蘊意厚重。他雖避亂北京二十餘年，但始終堅守著自己的精神家園，這不能不對他甘為“走狗”的廓大胸襟刮目相看。正是這種海納百川的胸襟孕育和催生了他的“衰年變法”，成為他成就一代宗師的轉折。

       白石接受陳師曾勸告，以“不欲人知，致餓死京華，公等勿憐”的決心開始變法，已是五十八歲了。促使他下這個決心的是四個方面的因素：他的畫別人不喜歡（“予五十歲後之畫，冷逸如雪個〈八大山人〉，避鄉亂，來京師，識者寡”《五十七歲日記》）；自己不滿意（“予作畫數十年，未稱己意”《題畫》）；虛心聽取別人意見（“友人師曾勸其改造，信之，即一棄”《五十七歲日記》）；下決心改造畫風（“從此決定大變”）。他諳知變法不易，衰年變法更不易，所以才以驚人的毅力和勤奮，進行著攻堅守隘的拼搏。

       在那“掃除凡格”，“關門變更”的歲月裏，他握筆把刀，日不暇給。不是“涂黃抹綠再三看”，就是“夜長鐫印忘遲睡”，在藤椅上小憩，在床上假寐，以致在廁所裏小解，星星點點的光陰，他都不肯放過。一天到晚，古人冊上的山河湖泊，同輩腕底的飛禽走獸，自己筆下的花鳥蟲魚，無時無刻不在交疊閃現，一旦打出自己認為比較滿意的腹稿，便提筆蘸墨，潑寫再三，往往同一腹稿，要畫幾張，幾十張之多。陳師曾指出白石的畫“還有樊籬圈著”，並把吳昌碩的畫送給他看。

       齊白石沒見過吳昌碩，但對他在藝術上的獨創精神和取得的成就十分敬佩，他把吳的畫挂起來，遠看近瞧，口中喃喃自語，像是著了魔，晚上躺在被窩裏還盯著墻上的畫，用手指當空比劃著。他想起“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的一顆印刻著“青藤門下走狗鄭燮”，於是吟成一首：“青藤（徐渭）雪個（八大山人）遠凡胎，缶老（吳昌碩）衰年別有才；我欲九泉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魯迅甘做“孺子牛”，白石欲為“看家狗”。

       自此，他的畫作不論花卉、山水，都已明顯跳出他人樊籬，自家法出，不假古人欺世。陳師曾在醇香艷花的陶醉中，揮筆疾書道：“一日不見如隔秋，三家神犬功自酬。我欲借之乘風去，為我中華雪恥羞！”這後兩句詩是指陳師曾帶著齊白石的畫赴日本展覽，轟動了日本，也震撼了北京畫壇和商界。齊白石的名字和作品，被涂上一層神秘的色彩到處頌揚。陳師曾打趣道：“白石先生，從今以後，你不必再為青藤、雪個他們轉輪為‘狗’的。”齊白石連連搖頭道：“不敢這麼説。在所有古今名賢面前，我永遠是一條忠實的走狗。幾時我還要刻一方印章：‘衡恪門下走狗齊璜’！”

       而支撐著這種“永遠做一條古今名賢的忠實走狗”的信念的，要數他的那種“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的“笑罵由之，我自堅持”的豁達和勇毅。白石在《印説》裏説：“子之刻印，少時即刻意古人篆法，然後即追求刻字解義，不為摹、作、削所害，虛擲精神。人譽之，一笑；人罵之，一笑。”白石篆刻以不摹、不作、不削的創新聞名於世，與其畫並稱。他不為名所誤所累，對人譽人罵皆豁達“兩笑”。前“一笑”，透著自信、謙虛、寬容。後“一笑”則表明這位大家的胸襟廣闊，趣味恬淡，神情輕鬆。笑罵由之，是一種超脫；惟超脫方可逃出自我束縛，避免自我封殺。放開手腳，大膽探索，不落俗套，專心致志，不為名而著，反而促其大成。正因為有了這種笑罵由之的豁達與寬容，才會有獨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這種意志和精神促成了白石的藝術經歷“衰年變法”之後達于藝術巔峰。

       知恩圖報乃君子之德。齊白石就具備受人恩惠永世不忘的知恩之德。胡沁園是最早教白石畫畫做詩的恩師。他寫了許多懷念恩師的詩文書信，如《看菊懷沁園胡宅》詩云：“青鬢烏絲來晚翁，年年佳日喜秋風。紅雲滿地閒看菊，猶記停車謁沁公。”有一信寄胡沁園曰：“年別公後，眠食欲廢，奈何委畫者頗多，一無應命，知我惟公，想不罰我也。黃畫小幅一，其品清逸，寄一奉公置之……”思恩之情，可見一斑。陳師曾是第一個勸齊白石改變畫風，並促其完成“衰年變法”，致使齊的畫由工細清秀變為飄逸冷峻，進而變為厚重雄渾、大氣磅薄。又是陳師曾第一次為他在日本辦畫展，聲名大震，白石沒齒不忘。在陳去世三年多以後，白石還寫詩懷念亡友恩師：“君我兩個人，結交重相畏。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貴。牛鬼與蛇神，常從腕底會。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我言君自知，九泉勿相昧。”這樣還覺不夠，於是，在大暑天，不顧炎熱和蚊蟲叮咬，連續兩晚把這些事詳詳細細告訴兒子齊良遲，讓子孫們都記得人家的好處。

       最難能可貴的是齊白石從不委身於人，絕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血性男兒的磊落光明和錚錚鐵骨，堪稱民族之脊梁。

       一是不近官場。四十歲時，白石到西安結識了陜西臬臺樊樊山，樊很賞識、器重並同情他，想利用自己的關係向慈禧太后保薦他入宮作畫。朋友電勸他走臬臺門路，謀個一官半職。夏午詒也要為他捐個縣丞。但他一一謝絕了，並在《藤花》的畫面題上“柔藤不借撐持力，臥地開花落不驚”的詩句，又刻上一方“獨恥事干謁”的石印以公開表露自己的心跡。他的題《菊》詩説得好：“窮到無邊猶自豪，清閒還比做官高。歸來尚有黃花在，幸喜生平未折腰。”他寧願在北京做個“流浪者”，住在法源寺做“半個和尚”，背著“外省人”“外來戶”的名聲時時遭到圍攻而不怨、不悔。

       二是痛斥貪官污吏。他的題《不倒翁》詩曰：“烏紗白扇儼然官，不倒原來泥半團。將汝忽然來打破，通身何處有心肝？”在舊社會，人民痛恨貪官污吏，但敢怒不敢言，齊白石卻通過藝術形象，寄予刻骨的仇恨。

       三是拒斥日偽。“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齊白石痛恨萬分，拒絕將畫賣給日本人和漢奸，並在家門口貼上兩張告示：“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祥。”“中外官長要買白石之畫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可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到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謹此告知，恕不接見。”有一次日本人逼他宣揚“中日共榮”，他不從，被扣留三天，便寫下了“予子孫永不得做日本官”的遺言以表抗拒到底的決心。有時不便硬拒，就變通手法與日本人作鬥爭。在一首題《蟹》中寫道：“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都表現了白石老人剛正不阿、光明磊落的民族氣節。

       齊白石雖然屬於上個世紀，但齊白石藝術並沒有成為過去，對於二十一世紀無論是創作者還是欣賞者，都具有範式意義。齊白石的借古開今的創作道路，表明他已經充分認識到繼承傳統是創新的重要基礎，而創新又是繼承的必然發展。齊白石藝術是以關愛自然、謳歌和平為旨趣。“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已經潛入了他的靈魂深處，時刻引發大地之子的心靈悸動。對於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自由生息的花鳥魚蟲，他不能不想著它們，愛著它們，表現它們，再造它們的形象和神靈。正如齊白石在獲國際和平獎時曾説：“正因為愛我的家鄉，愛我祖國美麗富饒的山河土地，愛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此花費了我畢生精力，把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感情畫在畫裏，寫在詩裏。直到近幾年，我才體會到，原來我追求的就是和平。”齊白石具有守護“通身蔬筍氣”的精神家園的高度自覺和熾熱的情懷。這個精神家園，對於藝術，對於文明，都是安身立命之所。齊白石的守護，或讚頌，或揭露，或勸誡，或拒斥，傾注了一腔熱血、一生赤誠。

       繼承、變革、創新、開拓、與時俱進，永遠不要疏離民族傳統，須臾不要離開人民土壤，不要讓銅臭氣、脂粉氣和世俗氣抹煞了“蔬筍氣”。或許這就是齊白石藝術精神對於二十一世紀的意義。